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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天下归宋(3)

庆历新政的措施侵犯到一些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宰相章得象联合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说他们“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夏竦诬陷富弼密谋废仁宗。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对派乘机排挤拥护新政的官员。1045年,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遭贬出朝,“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它未能改变大宋王朝的内外交困,但却为王安石变法吹响了前奏。

王安石主持变法

宋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规模更大、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了变法运动。王安石有感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力主改革政治,以扭转国势的衰落,先上《万言书》,希望改革,受到冷遇。宋神宗继位后,宋王朝社会矛盾尖锐,民众起义不断。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西夏、辽也不断侵扰大宋王朝,蚕食宋朝疆域,破坏了大宋北方的经济,也威胁到宋朝的政权存在。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改变大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变法“强兵”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富国”的目标却部分达到了。

王安石变法中,先后颁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将兵等法,可以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时希望国富民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良好的动机未必有特别好的收效。

青苗法是变法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规定取息二分或三分。在青苗法实行的初期,曾强迫放高利贷者借贷青苗钱,按期向政府交纳利息。高利贷者的活动在青苗法实施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却增加了大量的利息收入。

募役法中的以雇役代替差役,也顺应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和雇佣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另外,政府由此获得了巨额收入,大宋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在宋神宗时府库的积蓄可供朝廷20年的财政费用。

农田水利法实施后,仅在1070年至1076年的7年间,兴修水利就有1万多处,受益的土地有民田36万多顷、官田2000顷。大量的薄地成了良田。

但是,在变法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情况。但总的来看,变法的进步意义是应当肯定的。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变法失败。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1019年,他出生在陕州夏县(在今山西)一个做官人的家庭里。他自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分聪明伶俐。7岁的时候,他便开始专心读书,而且十分刻苦,不论是在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还是三伏盛夏酷热难当的时候,他都照样读书写字。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司马光做官后研读了很多历史著作,在学习钻研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古以来的历史著作虽然卷帙浩繁,但却没有一部上下贯串的通史。另外,在司马光看来,各种各样的史书实在太多,皇帝看不了,如果编一部通史,也可给皇帝读史书提供点方便。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动手来编一部通史,打破这个尚无通史的局限。他参考了众多的历史著作,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按照自己的设想,给书取名为《通志》。《通志》编成,正是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就把这部书献给了英宗。英宗读过之后,觉得大开眼界,对自己治国理政很有帮助,就下令为司马光专门设立了一个书局,让司马光全权组织编写人员,准许他们借阅官府的藏书。英宗的支持使司马光得到极大的鼓舞,他立即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和、范祖禹等做助手,组成了一个编写机构,把《通志》写下去。

到了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新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神宗。神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读了司马光的稿子后,更是高兴。他认为司马光的书,不仅可以帮助做皇帝的人了解历代的盛衰起落,而且这种起落盛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可以常常对照借鉴。所以,神宗就把《通志》这个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治理,“鉴”的原意是镜子,用来表示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王安石受神宗器重,回到朝廷主持改革的时候,司马光是翰林学士。由于司马光思想保守,就开始与王安石谈不到一起了。后来,王安石被升为宰相,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司马光不仅一条也不同意,而且还拼命地反对。由于司马光的学识和影响以及他反对变法的强硬态度,他竟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同老朋友完全闹翻了。于是,司马光就向神宗辞职,离开京城到了洛阳,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司马光前后一共花了19年,才把这部著作全部写完。

《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逐年写出历史上每年发生的大事。记载了自前403年到959年,即从战国始到五代十国止的1360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材料丰富,剪裁有致,考证严格,而且文字精练,富于文采。历史上,《通鉴》与《史记》齐名。

北宋第一大文豪——苏东坡

在大宋朝这个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苏东坡(即苏轼,因其号东坡居士,故又称其为苏东坡)可算是当时最浪漫和富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诗、词、文写得纵横开阔,意脉流畅。尤其是在词的创作上,苏东坡贡献更大,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使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词是自中唐从民间逐步发展起来的,直到苏东坡所处的时代,前后已有了300余年的历史。虽然出现了不少名家名作,但词一直被认为是“诗余”,是“小道”。因此,词的题材非常狭窄,特别是唐五代,词一直流连于花与樽酒之间,大都写离别的伤感、男女的爱情,形式上处处受到音乐的束缚。而苏东坡的词,在内容上却完全打破了题材上的束缚,各种生活内容尤其是反映农村景象和生活的题材,在苏东坡的词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苏东坡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词派,叫豪放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写出了苏东坡面对自然、感怀今昔的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了他飘逸旷达的精神。词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丧引向高远之处。这种人生哲学虽然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但是也反映了苏东坡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个唱歌的人说:“我的词与柳永(宋朝著名词人)的词相比,怎么样?”

那人也是个风趣的人,回道:“柳永的词,只适宜十七八岁的女孩,手拿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名句);你的词,需要关西大汉,手拿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这个回答十分形象地说出了苏东坡的词与另一词派(婉约派)的区别。

除了诗、词、文之外,苏东坡还是个大书法家,他擅长行书和楷书,吸取了前代许多名家的特长,且能自创新意。他用笔丰腴跌宕,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情趣。苏东坡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至今仍有不少人在学习他的书法。

苏东坡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人刚正不阿、黑白分明。在宋朝王安石变法前后,不论是变法派当权,还是顽固派当权,他都坚持不随波逐流。因此,他一生中有大半生仕途不顺,屡遭贬谪。

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东坡蒙大赦回到常州后,便一病不起。次年,这位百年难求的文坛大才子就与世长辞了。他给后人留下了《东坡集》《东坡后集》以及《东坡乐府》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靖康之变”北宋亡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李纲率宋军成功地保卫了京城。四月,太上皇赵佶以为东京(今河南开封)已经平安无事,便回到东京,继续过他荒淫糜烂的日子。这时,投降派们又活跃了,北宋在军事上也不再加强备战,各地赶来保卫东京的援兵,也被宋钦宗赵桓打发回去了。不久,李纲又被夺去兵权,贬到扬州去了。八月,金太宗又出兵大规模南侵,以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向北宋进攻。完颜宗翰的军队猛攻太原,直至九月初,太原城被攻破。十一月,完颜宗翰从太原领军南下,一路上所遇的宋军,不是弃城逃走,就是乖乖投降,所以金兵南下很顺利,很快就打过了黄河。东路的完颜宗望大军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攻到了东京城下。完颜宗翰领兵赶到,两军会合一处,驻扎于东京城南薰门外,再次把东京城包围。

东京城内,李纲被贬到外地,各地援兵也让投降派遣散了,守军既少又缺装备,满朝上下慌作一团。金军很快地就攻入了东京城。爱国将士在城中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赵桓却使人去金营求和。

被派去金营求和的使者回来报告赵桓,金军提出必须皇帝亲自去谈判。于是,赵桓带领几个大臣到金营,献上降表,跪地向金国称臣。

金兵在东京城中大肆烧杀抢掠,查封了宋朝各个衙门的金银财物。1127年初,金兵又先后扣留了钦宗、徽宗,金太宗下诏废去他们的帝位,将他们俩连同宋宫里的太后、皇后、妃子、公主以及亲王、大臣和各种手工业工匠一共3000多人,一起押到金国,当做奴隶使用。不仅如此,北宋都城里收藏的各种图书、乐器、天文仪器、金银财宝也叫金兵抢劫一空。

这样,北宋王朝被金国消灭了。这一年,是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靖康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