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时势更造就一代人的悲凉和反思。万历初年的辉煌只是明朝历史上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照耀了王朝短暂的强大，大地转而重新陷入黑暗。宰相张居正力挽狂澜于既倒，心系社稷而图新，为孱弱的国家注入新鲜的血液。只可惜大厦将倾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短暂中兴后的倒行逆施使得王朝病入膏肓，而张居正的家人却惨遭祸及。
有人说，是历史与张居正开了个“错位”玩笑，这种评价倒是中肯。倘若张居正早生几百年，再碰上明主，相信华夏在他的改革之下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的是，历史总与那些励精图治者玩着不应时的游戏。
《明史》当中记载的张居正是这样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张居正仪表堂堂，长须飘飘，敢作敢为，很有思想，城府极深，既帅气又有才华，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此翩翩才子，却生活在千疮百孔的明朝中期。
那时的紫禁城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不理朝政，将社稷大业交给奸相严嵩打理。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当时，并不是没有打算重新振作的人，但每每有人重振朝纲，诸如首辅徐阶、高拱等人，却都难以奏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张居正继任首辅。
在张居正看来，要彻底治好明室的病，就要给国家换血。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在军事方面，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
面对幼主万历皇帝，张居正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方面教导幼帝，另一方面把持着朝政。明初皇权过分集中的局面再次被打破，张居正令相权再次分离出来。
端看万历皇帝在位前期的社会局面，就知道张居正改革的有效性。要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他倚重抗倭名将戚继光解决了沿海倭寇，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对于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的问题，张居正认为是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朝廷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期限，每月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一时间，全国各地官员不少因考核成绩不合格，或无法缴纳赋税而遭到降职处分。官员们再不敢贪污受贿，唯恐丢了乌纱帽。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
不管张居正的改革多么成功，他倡导的始终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改革虽然清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却树立了大地主阶级这个强敌。而财政收入的提高，致使官僚豪强大地主对百姓的盘剥加重。
随着张居正一死，一度遭受张居正精神压迫的神宗万历皇帝情绪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开始疯狂破坏张居正一手建立的国家机器。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剧败落，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成果轻易地被破坏，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而对于张居正这个人，历史上有人骂，也有人捧。有人说，张居正“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仔细琢磨，此说法竟也中肯。张居正只是一心一意为他的国家倾尽心力，只不过是时代没有给他理想的机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