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其发展方向。以后2000年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发展的道路、特点及其中的各种问题、思想（除了佛学的传入以外）都可以从先秦百家争鸣中追溯其源头。在认识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方面，先秦百家争鸣也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儒家以重现三代之治为理想，孔子崇周礼，欲挽回东周礼崩乐坏之局面。然儒家尚有更高的理想。《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们真正的理想境界在尧舜禅让之世，即所谓“大同”的理想。《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后，大同社会成为后代进步思想家向往的理想目标，而孔子当时所追求的西周文武周公礼制所体现的实际上只是小康的目标。
儒家总结三代兴替的经验，强调民心向背在治国平天下中的重要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天下之得失，国之存亡兴废，都系于民心之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取得百姓的信任是政治统治巩固的根本基础。所以孔子曾说，在足食、足兵、民信这三者之中，必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去食、去兵，而不可无信。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又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这种思想，出发点是为了求统治者的“安位”，即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并不能说是民主思想；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点，却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认识到这一点，在这基础上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政策，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尊君。这在当时为儒、法、墨诸家所认同。儒家又以道德来规范君臣关系，一方面要求君以礼待臣，一方面要求臣以道侍君。认为国君有过，臣应进行谏争，谏争不听，可以“强君矫君”，迫使国君“不能不听”，改正错误；甚至可以“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直至“变置”、“易位”，更换国君。
儒家重视“富民”“惠民”，把富民惠民看作赢得民心、使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在这方面，孟子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使黎民不饥不寒”的目标，要求做到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描绘说每家都有五亩宅地，住屋周围种桑养蚕，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有绸衣穿了；每家都喂养一些鸡、狗、猪等家畜，70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每家再有100亩田地，任他们不违农时地耕种，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这是一幅个体小生产温饱型的农业经济的图画。
道家学说
与儒、法、墨家的积极用世不同，道家的老子、庄子是避世的隐者。据《史记》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说的主旨是“自隐无名”。原在周地居住，见周朝衰败，就离周隐去。经过函谷关，在函谷关令尹喜的要求下，写了《道德经》（即今传《老子》一书）而去，不知所终。但老子究竟为何人，史书没有确切记载。庄子名周，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派使者以重金聘他为相，被庄子拒绝。庄子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高位。但我宁愿在水沟中游戏寻找乐趣，也不愿受当权者的约束羁绊。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对自己的伤害，“终身不仕”，以求得精神的自由。
老子、庄子不满于当时社会。老子批评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宫殿整洁，田地荒芜，仓库空虚，一部分人却穿着华丽的服装，佩带锋利的宝剑，有着富余的财富，剥夺那些衣食不足的人们的享用来供养衣食有余的人，是强盗的行为。而一切弊病起于当权者的要求过多。因此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清静无为。清静无为，自然达到百姓安居乐业、和谐平静的理想境界：“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实际上是对原始社会的怀念和憧憬。
法家学说
法家是一批在位实际推行变法革新的人，其代表前有商鞅（前390～前338年），后有韩非（前280～前233年）。他们的学说，偏重于实际的政事。在战国时期法家学说取得了很大胜利。“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宜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而秦王政用韩非、李斯之策，终至灭六国，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在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政治主张的斗争中，法家是胜利者。法家的改革政策，已见前述。他们在各国推行改革，受到守旧势力的责难和反对，在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家竭力反对儒家崇古、法古的思想，宣扬历史进化的观念。他们强调，历史是进化的，“世事变而行道异”，“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说，如果有人在夏代行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之事，必会为鲧为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之世行治水事，必全力汤武所嘲笑；同样，要在当今之世行尧舜禹汤武之政，也必会受到世人的嘲笑。这些都是“守株待兔”一类的蠢人蠢事。
与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针锋相对，法家治国“不务德而务法”，他们不相信用道德教化能使人向善，认为只有用赏罚的手段，才能使人们不敢为歹，并且引导人们按照法家政策的要求去做，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于执法，法家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的面前人人平等和“信赏必罚”、有法必行等重要原则。尤可注意的是提出了公私关系问题。他们提出，建立法制是为了确立公义；而背私之谓公，公与私是对立的，立公就是为了去私；所以立法就是为了去私。能不能立公去私，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存亡。商鞅曾经说：尧舜治理天下，不是把天下之利归于自己，而是为了天下而治天下；所以能得到人们拥护，统治很稳固；而乱世的君臣，掌握了一国的利益和一部分权力，就都为自己谋私利，这正是国家危亡的原因。“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当时的法家先驱多不得善终，吴起、商鞅都遭酷刑而死，但他们不避死亡之害，坚持改革，确实表现了为公不为私的精神。不过他们的思想也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他们所说的公义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甚至说“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直接把公利与君主联系在一起，把服从公义与服从君主等同起来。
法家治国，以威势强力为本。他们认为，“民固服于势”，只有依靠威势，才能使百姓服从，不得为非；也只有依靠威势，才能驾驭群臣。韩非把君主的威势比作虎的爪、牙，说丢弃了威势就会受制于人，就如老虎没有了爪、牙就会被人制服一样。迷信强力和威势，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虽然也曾成功于一时，却是法家主张中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其失败。
墨家学说
墨家与儒家同为战国时期显学。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做过工匠，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还制作过会飞的木鸟。也有人认为，墨家之“墨”，是起于对刑徒的称谓。总之，与其他各家不同，墨家思想是下层庶民的思想。
墨家亦重道德。墨子认为，世上一切不合理之事，都起于人与人不相爱。因此他提倡“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来代替不相爱和亏人以自利。墨子提倡的兼爱，与儒家主张的爱人不同。儒家的爱人主张从亲亲开始，推及他人，有亲疏之别；墨子兼爱则主张“视人之家若视其家”，提倡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爱。墨子又将爱人与利人联系在一起，兼相爱就是要交相利。墨子特别重视国家人民之利，以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为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准。从此出发，他谴责当时各国之间的攻战为“至大不义”，力主“非攻”；他也反对儒家提倡礼乐的主张，认为儒家主张厚葬久丧，和在各种典礼中“弦歌鼓舞”，都是劳民伤财，不利于生产和生活，所以提出了“非乐”、“节葬”的主张；他还反对靡费，主张“节用”。他的理想是要建成一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社会。
墨子主线“尚贤”，或说任贤使能，是儒、法、墨诸家共同的主张，开启了中国古代任人唯贤的优秀传统。各家的尚贤思想大同之中有小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墨家的尚贤思想。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又说：“不辨贫富、贵贱、远近、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即使是农民、工匠，只要有贤有能，都要选拔出来给以爵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下层小生产者突破宗法等级制度，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要求。
墨子又主张“尚同”，由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他认为天下之乱是起于人们思想不同，“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人们各以自己之义为是，以他人之义为非，于是“天下之乱，如禽兽然”。解决的办法就是“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辨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所以要有天子，就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是他对国家的起源和职能的根本认识。
墨子具体发挥说，光靠天子一人不行，有了天子之后，还要有三公，要设立诸侯国君以至将军大夫、乡里之长，由上至下建立起一套正长。他描绘了这样一个由正长率领百姓上同的图画：百姓“闻善而不善，皆以先告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皆非之”。由里长带领百姓上同于乡长，由乡长一同其乡之义；由乡长带领百姓上同于国君，由国君一同其国之义；国君又带领百姓上同于天子，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最后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而做到“尚同一义”的手段，是上告和赏罚。他说，大家都想得到奖赏而避免受罚，所以见到善的和不善的行为就都向上报告。天子据此奖赏善人善事，惩罚坏人坏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思想，后来在法家那里得到了发展和实际运用。
各家的社会理想、政治思想各不相同，其中却有一值得注意的共同之点：即大一统的理想。各种社会理想、政治思想的提出，都不是只为某一国、某一家，而是为了当时的所谓“天下”。所以孔、孟、商、韩等等，当时的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拘泥于定要在本国出仕，而是哪里能用其主张，即在哪里为实现其平天下的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