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制地满足所有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乐，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幸福。
——埃里希·弗洛姆
弗洛姆指出，自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充满幻想的人们，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的允诺基础之上，他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人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让金银财宝遍地开花，迷人的商品像江河一样涌流；他们希望在幸福的怀抱里永远潇洒，让一切束缚都见鬼去吧。
贪心的人们所希求的东西在未得到之前，总以为比什么都好。到手之后，又不免大失所望。人们是为需求生命而喘息挣扎，永远成为欲望的俘虏。
一、我欲故我在
工业的进步预示了人们的梦想成真，聪明的人们用机械和核能取代了人的劳动，用流光焕彩的电脑代替了人脑，这一切令人意想不到的进步，鼓舞着不安分的人们，他们坚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
在现代社会，乐观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具有了史无前例的自由感，一切枷锁砸烂后，他们挣脱了一切束缚，他们成为了生活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上帝死了后，可以为所欲为了，起码感觉上就是如此。
1.生活就是为所欲为
弗洛姆指出，现代人不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后而去行动，他不断地听从大众媒体的声音，铺天盖地的广告牵引着他的鼻子，但是他还是“自由”的，因为他有权决定买哪种商品，决定去接受哪个商家的诱惑。广告极力鼓动着人们去分享商家的成果，并用甜言蜜语给人们灌迷魂汤，飘飘然十分受用的人们也就成了接受满意服务的上帝。总之，这是一个快乐无比的时代，每个男女在这个时代都可以分享它的幸福，那些其实只是生存于广告的调色板、招贴画上的名车、豪宅、华丽家具，仿佛即刻就可搬迁到任何一个人的家中。现代大众媒体就这样虚拟着一幅华丽美妙的图景，而被这幅画面所眩晕的普通公民，正为此付出迷失自我进而丧失自我的代价。
早已失去思考能力的现代人，他的生命就是占有，他希望拥有一切，更希望完全占有漂亮的女人，他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世上会有比女人更奇怪的动物吗？而对女人来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话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说的也是，口号嘛，跟着感觉走才抓住情郎的手呀。但若有哪个男人真想把一份真爱投向女人时，对不起，资格考试、相貌、金钱、豪宅以及小汽车，这些缺一不可，否则只能靠边站了。感情这个东西从来都是无影无踪，所形于外者，用女人的话来说，也就这些标准。如果有哪个男人长得帅而且有钱，又肯毫不犹豫地为她买各种东西，又懂得哄她开心，哪怕这个男人就是好莱坞那部《人骨收藏家》电影里的变态医生，她也会把他当作好男人，她们总是痴迷于一切外表华丽的，而非理性的思考。况且女人如此，男人还会有两样吗？
弗洛姆继续说，设想一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旅游者，他到了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座山，一个湖，一座古堡，或者是一个艺术展览会，但他并不能专心地去看眼前的东西，因为他的心早已被如何照相干扰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用胶片把这些景物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占有它，而不是真实的景物本身，对于他来讲，最快乐的就是满足我能够拥有的心理，拥有就是快乐。有相片在手，他可以向朋友们炫耀他的成就，或在多年以后借此回忆当时自己身在何处。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摄影师，总是首先让自身去感受景物，然后再用相机来获取它，这样的预先观察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既欣赏了景物又留下了纪念。有些人甚至有意不将自己所喜欢的景物拍摄下来，因为他尽力避免破坏对景物的美好记忆。相片记录的十分有限，而且会遗忘更重要的东西。而通过回忆你就会感到，昔日所见的那美好的景色，以及自身的深切体验，在脑海中又获得了新生，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在脑海中历历如新。这种积极的活动，焕发、照亮和强化了我们生命的活力，反之，则会有一种僵死的感觉。
如果我们事先想像一下，自己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多人聚会，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早已知道别人会说什么，也会清楚自己将怎样去回答，这样每个人对自己如何行事，都变成了事先预知和清楚明白的了，身处这样一个聚会，就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重复着已知的废话。
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去了，在聚会上表现出活跃的欲望，让人感觉你是乐意参与的，和别人一样，来回穿梭于众人之间，这儿聊几句，那儿再侃一番，有时碰上志趣相同的人还会激动上几分钟。但是当灯火阑珊后，精疲力尽的你，会觉得身上每一块肉都是酸疼的。在这种场合，出于应酬，你的交谈完全是被动地进行的，不能激发你的真正思考，也不会给你带来新的东西，像一张老掉牙的唱片，永远重复着令人厌倦的声音。
沉浸于消费梦想中的人，完全忽略了这样一种现象，而且也不完全承认现代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厌倦的心理，有时对这种心理还不当回事。弗洛姆指出，因为人已失去了健全的思考和观察能力，以致无力应对这种局面，到处狂奔乱跑，企图以闲聊和乱窜的方式，作为厌倦和无聊的报复。除非他能凭借自身的能力积极地去参与，去创造，去施展自己的潜能，否则厌倦和无聊就会像一张无边的网笼罩着他。这是一种重负，是一种障碍，也是一种自己无法解释的令人备感无助的力量。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像流行病一样疯狂地传播，受此摆布而无力逃脱的人，会有严重的压抑感。
到这里读者们会问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厌倦是一种怪症，以及它给人们带来那么大的痛苦而不能幡然醒悟呢？弗洛姆对此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今天的人们可以生产出多种多样的东西，并且可以用这些东西麻痹自己的神经，减轻厌倦感。人们可以吃止疼片减轻痛楚，可以喝酒麻痹神经，或者参加鸡尾酒会，和老婆吵嘴打架，或者疯狂地沉溺于性交生活中，让暂时的肉体快感冲淡大脑的记忆，以此来应对厌倦的进攻，这就如同掩耳盗铃，把垃圾扫到地毯下面。
人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企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尽力把厌倦和无聊丢到脑后去。但也别忘了，有时看了一部低劣的肥皂剧或和上司吵了一架，那种难受的感觉又会浮上心头。有时你会注意到，自己为了寻开心所做的一切事情，又是那么无聊和令人更颓废。弗洛姆在此风趣地说，无路可逃的你这时不是运用时间，而是去杀死替你分解忧愁的时间。
2.天上人间——两个世界
与此相反，提起中世纪，人们肯定会带有一种情绪，要么是否定，要么是肯定。弗洛姆指出，对于现代自由主义者，中世纪是一个万恶的旧社会，在教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下，人们普遍缺乏个人自由，多数人被少数人所役使，乡村和城市是充满敌对的，城里人时刻提防着乡下人，并把他们视为危险而可疑的陌生人。
另一方面，在保守的思想家看来，中世纪是一个理想的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出于内在的需要，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稳定而亲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超国家的天主教会中寻求安全。弗洛姆认为这两种说法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他们的错误在于都只看到了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世纪的特征无疑是缺乏个人自由。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需要家族血缘背景来确定，一个人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贵族的孩子永远是贵族。另一方面，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几乎不可能从一个村落迁移到另一个村落，他更不能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甚至连自由选择吃穿的权利都没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尽管中世纪的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但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自从降临到这个世界，他便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毋庸置疑的位置，于是他就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扎根栖息直到死亡，他没必要也无须怀疑生命的意义。
大文豪狄更斯在他的《圣诞欢歌》中以伤感的人道主义，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心理，说现在的人们不能爱自己的邻人，主张以慈善事业来改善这些社会风气。小说家司格托说，现实都是丑恶的，只有往昔的中世纪生活才是美丽的。在中世纪，个人没有所谓的分裂的自我，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尔从事这种职业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的等级，也是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那时没有什么竞争，生活是安稳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人的经济地位是生而决定的，它是生计的保障，后者又受制于传统。实际上，在个人的社会限定范围内，个人还是能通过劳动和情感生活来展示自己诸多方面的自由。
中世纪的教会培养了每个人的罪恶感，但同时，它也坚定了每个人的信心，上帝不因他有罪而遗弃他，他仍然是上帝的最爱，教会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并给人们提供了一条世人相信其罪已得宽恕，其人仍为上帝所爱的道路。人对上帝更多的是信心和爱，而非怀疑和恐惧，正如城里人和农村人很少走出属于自己的那块小地盘，世界也是有限的，很容易理解。地球和人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不容置疑的，天堂或地狱是人来世的归宿。
当时人们的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以及对世界的意识，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还没有让它们分家。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世界观察，都一样处于一层共同的面纱之下，处于半梦半醒状态。这层面纱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编织而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色彩，人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教会或家族的一员，只有通过这些，人才意识到自己。
中世纪没有现代人所特有的压迫感，也不需要提倡现代社会的个人冒险原则，人们的生活相对平静。与此相反，现代社会中的人必须时刻努力向前，去碰碰运气，或者被迫沉浮于激烈的竞争中。
在紧迫的压力下，更有甚者，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闲人有罪”。曾经有一则报道说，马来西亚某地的警察最近有了一项新的特别任务：“抓闲人”，并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抓到200多名在街上闲逛的青年”。为什么？因为“在当地，政界人士、宗教领袖或公众人物无不日日提醒人们闲逛是国耻”，并且“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希望到2020年，马来西亚能实现工业化，且以马来人为主导，而闲逛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毫无助益”。而在中世纪这是不可思议的，更是荒诞不经的。
而西方普遍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仍然保持原有的传统，比如现在生活在北美新大陆的那些“古代欧洲村民”社群，他们依然保持着古老的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他们顽固地拒绝现代的东西，不用电，不用汽车，服饰是几百年前的样式，房舍样式是几百年前的风格，劳动工具也是几百年前的古董。
在21世纪到来的今天，他们居然以这样不可思议的态度拒绝现代生活方式，对此，生活在自动化时代的人们不理解，有时，很多人会说他们有病，放着那么好的条件不去利用，让自己找罪受，真是傻得可怜。
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是谁傻得可怜了。某一天晚上，一个现代人兴高采烈地乘坐高层电梯回家，当他正悠闲地欣赏着流行音乐的时候，突然电梯出了故障卡在了半途，这个人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他一边不停地按应急电铃，一边恐惧地呼喊着“救命”。然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这时候别人都在忙着看电视、听音乐，他的呼救声早已淹没在电子音响里面，沮丧、绝望、恐惧随之袭来，对此他不停地自责，为何不选择爬楼梯，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等待别人来解救自己了。到这儿大家该明白了，依赖现代化的东西有时会让自己陷于绝望中。这也说明了那些社团拒绝现代生活方式的原因。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经济利益从属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与他的宗教信仰并不矛盾，是为了精神上的更好得救；经济行为只是个人活动中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与个人的其他方面一样，是受到道德规范约束的，追求经济利益至上的人，必须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等着教会的抛弃，以及邻人的指责，最终还有上帝的遗弃。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物质财富人也不能存活的，因此，在中世纪人的眼里，物质财富还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是次要的，因为拥有了一定的财富，人才可以养活自己，也才能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别人。对于追求财富的经济动机是否正确，在当时人们会用舆论进行道德上的评判。经济动机是强烈的欲望，人们恐惧它，但也不会认为它卑贱十足，只不过不值得喝彩罢了。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就不一样了，追求经济利益成了人们的疯狂行为，金钱、名誉、权势成了人们成功的标志，有钱者高人一等，为了钱最终连道德廉耻都没有了。而中世纪的经济行为理论无不带有道德目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也不会建立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即认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同其他自然力一样，是一种恒常的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不言而喻的事实。在这儿需要解释一下，中世纪没有形成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天性或本能的观念，中世纪的人看重精神生活，对上帝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认为精神上的得救高于一切。
相反，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的思想只能出现在现代社会，葛朗台式的人物才是现代社会的写照。他贪婪、吝啬，金钱是他唯一崇拜的上帝，独自观摩金子成了他的癖好，临终前也不忘吩咐女儿看住金子。他做起生意来是个行家里手，经常装出口吃耳聋的可怜相，诱使对方上当受骗。他家财万贯，但开销节省，每顿饭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定量分发。为了钱他六亲不认，克扣妻子的费用，要女儿吃清水面包；弟弟破产他无动于衷，侄儿求他，他也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