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许再也没有什么词比“民主”这个词用得更滥的了。那些大声地叫喊着这个词的人，我认为作为一种规律，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
我总是深深地怀疑那些把民主挂在口头上的人。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抑或是不是想让别人去为他们做那些本来应该由他们自已去做的事情。
我拥护这样一种民主，即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
我以为，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为我们的伙伴提供服务上面的话，我们将不会在意于政府的空洞形式，而是会在乎它所做的事情。心中想到了服务，我们就不会为了对工业或生活产生好的感觉而担心，也将不会为民众和各阶层而操心，或者是为工厂的关闭和开工而操心。其实，这些事情和真正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应该深入实际，站在实际需要之中。
当人们清醒过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人性这一现实时，肯定会感到震惊——那时，每个种族都不把其他种族看做有感情的人。
有人尽了很大的努力，想把它看成是一个阶层的态度，但这实际上是一切“阶层”的态度，这正如他们在“阶层”的错误观念上摇摆不定一样。以前经常有一种宣传，它努力想使人们相信，只有那些“富人”才没有人的感情，于是穷人特别具有人类美德的观点便传播开了。
但是，“富人”和“穷人”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你不能在这两个名目下把整个社会进行完全分类，没有足够多的“富人”，也没有足够多的“穷人”能够符合这种分类。
富人如果不改变他们的本性就会变穷，穷人不必改变本性也会变富。
所以问题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是一大批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的人。一个完全由百万富翁们组成的社会，和我们目前的社会不会有任何区别。有些百万富翁必须种植小麦，或烤面包，或制造机器，或开火车——否则他们全都会饿死。
有的人必须工作。实际上我们没有固定的阶层，只有不愿意工作的人群和愿意工作的人群。人们从报纸和书籍上读到的“阶层”大部分是虚构的。
就拿一些资本家的报纸来说吧。
你会对一些关于劳动阶层的观点迷惑不解。我们那些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劳工阶层的人们，都知道那些观点是不真实的。
再看一些劳动者们写的文章，你会对他们所谈论的“资本家”也会同样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这两者都有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个除了是资本家便一无是处、拿别人的劳动果实去赌博的人，他受到的所有指责他的话确实是应该的。他和那些骗走工人们工资的龌龊赌徒完全是同一类人。
我们从资本家的报纸上读到的关于劳工阶层的文章，极少由大公司的经理们写成，而是由一群作者——写一些他们认为能够让他们雇主高兴的文章的人——写的。他们写了一些他们认为能够取悦人的东西。
再检查一下劳工的报纸，你会发现另一群很相似的作者，他们在试图迎合那些他们以为只有劳动者才持有的偏见。
这两类作者都只不过是宣传家，并不传播事实的宣传是会自动揭穿的，并且也应该如此。
你不能向人们宣传爱国主义——为的是你在抢劫他们时让他们站着，一动也不动。
你不能向人们宣传努力工作和大量生产的义务，而把这当成你谋取个人额外利润的烟幕弹。工人也不能用什么言词来掩饰他并没有去做每天该做的工作。
显然，雇佣主阶层掌握了一些事实，被雇佣的阶层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以便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毫无疑问，被雇佣阶层所认识的事实对雇主们来说也同样重要。
然而，尤其令人怀疑的是，这两方中的一方占据了全部的真理，而这一点正是宣传，即使它可能是一种完全成功的缺陷。持有一种观点的阶层打倒持有另一种观点的阶层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工会和罢工权的事。
这个国家唯一强硬的工会成员，是那群从工会领取工资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一部分人对于我们有很深影响的大金融机构的事务很感兴趣；另一些人则对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是如此地极端，以至于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步。
他们从工会领取的工资使他们摆脱了对工作的需要，这样他们就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颠覆性的宣传上。
所有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声望和权力，但是如果这些是通过自然过程来进行竞争的话，那么他们是不可能得到的。
如果工会官员们自身也像它的众多会员那样坚强、诚实、高尚、聪明和质朴的话，那么最近数年的整个工会运动就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这些官员个人——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外——他们绝大部分并没有献身于这个集中体现了工人们自然、优秀、坚强品质的联盟，而是在利用这些人的弱点，特别是那部分新近到达美国的人的弱点。这些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主义，如果把他们交由当地的工会领导去监护的话，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
工人们都有着朴实的感受——除去那极少数被灌输了“阶级斗争”错误信条的人，以及那些认同进步就是在工业中煽动混乱的哲学的人之外。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当你得到12美元时，千万不要停止下来，鼓动起来要14美元一天。当你得到了8小时的工作日时，别像傻瓜一样心满意足，而是去斗争，要求一天6小时的工作日——找出一些事来！总是要生出一些事情来！
工人们这种朴实的感觉使他们能够认识到，随着原则被接受，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工会的领导们却从来都看不到这点，他们希望一切旧的状况都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公正、蛊惑、罢工、仇恨，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之中。否则的话，哪里还会需要工会官员们呢？
每一次罢工都是他们一个新的证据。他们指出这点，并且说：“你们看！你们还需要我们！”
唯一真正的工人领袖，是那些领导工人去工作并获取工资的人，而不是那种领导工人去罢工、破坏并挨饿的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最出色的工会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们的工会——他们的利益完全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作用及效率。
变革将会来临。
当“工会领导者们”的工会消失时，随它而消失的还有那些除了迫不得已而从来没为他的雇员做过一件好事的瞎子老板的“联合会”。
如果这种黑心的老板是一种（社会）疾病的话，那么这些自私自利的工会领袖就是抗生素。当工会领袖变成了（社会）疾病时，这些黑心老板便成了抗生素。这二者都是不符合他们本来职责的人，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这两者都没有生存之处，他们将会一起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
现在，我们听到那些黑心老板在说：“现在是消灭劳工阶层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得怎么做。”这种声音将和鼓吹“阶级斗争”的声音一同走向沉寂。那些生产者们——从制图版的人到铸造车间的人——团结在一个真正的联合会中，从此以后，他们将自己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利用不满情绪是当今世界的一项有组织的活动。它的目的不是去解决什么事情，也不是想做好什么事情，而只是使这种不满的情绪一直持续存在下去。而用来执行这种工作的手段正是一整套错误的理论和虚幻的谎言。
只要地球仍旧保持其原来的样子，这些理论和谎言就永远都不会实现。
我并不反对劳工组织，也不反对任何可以帮助社会进步的组织。它是被组织起来去限制生产——不论是由老板组织的还是由工人组织的——这一点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
工人们自己必须小心那些既对他自己有危险，也对国家的福利有危险的观念。
有时候，有人认为一个工人工作得越少，他提供给其他工人的工作机会就越多。这其实是错误地认为游手好闲是在创造工作，然而，无所事事绝不会创造工作机会，它只会产生负担。
勤劳工作的人从来都不会让他的工人同伴失去工作，事实上，正是那些勤劳的工人和那些勤奋的经理进行合作，开创了更多的事业，因此也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这种思想会广为流传——那些有头脑的人认为通过磨洋工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想法的不通之处。
那些能够更安全地存在下去的国家，是它的工人们诚实地劳动、不对生产工具弄虚作假的国家。
我们不跟经济规律玩那种或松或紧的游戏，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将会受到它的严厉报复。
现在一份工作由9个人做，而以前由10个人做，这一事实并不等于第十个人就此而会失业，只不过他不再被雇佣干这份工作了，公众（纳税人）并没有为那份工作付出多于他们所应付的，以承担他养家的责任——因为最终算来，是公众在出钱。
一个对效率有充分清醒认识的公司，一个对公众充分诚实、只向他们收取必要的成本费而再也不多要的公司，一般来说，它通常有很多工作机会去雇佣那第十个人。它是注定要发展的，而增长就意味着工作机会。
一个管理良好的企业，总是会寻求如何去降低公众负担的劳动成本。它肯定能比那些浪费时间，并使公众为它的低效率管理付出代价的公司雇佣更多的工人，并且付给更高的工资。
因此，第十个人是不必要的耗费，最后的消费者必须为他付这笔钱。他在那份工作上是不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世界上的所有工作都不需要他，或者说在他所工作的特定工厂中不需要他。
公众必须为所有的低劣管理付出代价。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大多数都是和磨洋工、掺假、低劣和低效率相关联，人们就是以此来回报他们所挣的钱的。
当一个人能做的事让两个人来拿工资时，那么公众便付出了比他们应付的多一倍的钱。这是事实，只是前几年在美国，我们每个人所生产的产品还不如战前许多年前生产的产品多。
一天的工作远远不止是在工厂工作完规定时间的“任务”，它还意味着提供与所拿工资相当的服务。当这个公式被任何一种方式（例如一个人付出的比他所得到的更多，或者所得到的比他付出的更多）破坏时，严重的混乱不久就会暴露出来。
如果让这种情况蔓延到全国的话，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乱成一锅粥。所有那些工业中的困难都起源于工厂的运作中破坏了这一基本公式。
管理者必须和劳动者共同承担责任。管理者本身也一直很慵懒——他们发现，多雇佣500人，和改进管理的方法以及使以前的100个人从这项工作中解脱出来去做其他的工作相比，要更加容易些。公众将会为此付钱，企业也会繁荣，管理也不必费力气。办公室的情况和车间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平衡的法则经常被经理们违背，就像被工人们违背一样。
实际上，仅靠要求是不能获得任何重要成果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罢工总是失败，即使它们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了。
取得更高工资或更短工作日，把负担转嫁给社会的一次罢工，并不是真正成功的。它只能是减少工业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使得工业更加难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