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又说：
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毛泽东在否定时间客观性的基础上，进而又否定时间存在的具体形态，即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确定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
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
这种否定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相对主义思想，在泡尔生的著作中找不到，是毛泽东作批注时发挥的。这种发挥，显然也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它的理论来源，为佛教的华严宗。
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643~712年）有一篇著作，名叫《华严金师子章》，是他向唐代女皇帝武则天讲佛法的教材，它比较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根本观点。其中第七节专门介绍了华严宗的“十玄门”观点。
“十玄门”就是指示通向成佛的十种玄妙法门。十玄门中的一门叫做“十世隔法异成门”，原典如下：
师子是有为之法，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此三际各有过、现、未来；总有三三之位，以立三世，即束为一段法门。虽则九世，各各有隔，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为一念，名“十世隔法异成门”。
大意是：金狮子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时时刻刻在生灭的过程中，在极短暂的刹那间就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每一世又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共为九世，一切事物都受九世的约束。虽是九世，各各不同，但又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在一念之中，称为“十世隔法异成门”。
所以“十世隔法异成门”又被称为“三世一念”，即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只是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区别。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说过“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的话，表明他也是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看成主观的东西。
其四，受佛教“一多相容”思想的影响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道：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
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显然，毛泽东的这种“万即一”的思想除了受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无碍”的思想影响外，还与华严宗的“一多相容”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在《华严金师子章》的“十玄门”中有一门便是“一多相容不同门”。它认为金和狮子在金狮子中，相互容摄，“一”和“多”相互容受，互不相碍。法藏看到了本体与现象的区别，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其同一性。所以他通过对没有“一”就没有“多”，没有“多”也就没有“一”，“一”就包括了“多”，“多”就包括了“一”的论证，最后得出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的相对主义的绝对同一论。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论证其“一多相容”的观点时，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贬低甚至抹煞差别的多样性及客观性。他说：
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
《〈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青年毛泽东对佛学的深湛研究，以及佛学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推崇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坛经》
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也带着这部经典。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谈到过禅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和英文老师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说：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禅”是梵语音译，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佛教。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根基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
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兴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
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有人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主旨。“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的平常人。《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所以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
应该说，六祖慧能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会见一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金刚经》值得一读”
1961年，毛泽东同班禅大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谈话过程中，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班禅大师：“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说：“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说：“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又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说：“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金刚经》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佛教经典，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为《金刚经》。
如此拗口的经名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般若”，是梵文prajā的音译，意为“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人类的智慧，而是指只有佛才具有的、无所不知、圆融无碍的大智慧，所以这个名词只能音译。
“波罗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译，意为“到彼岸”，即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的意思。
“金刚”，金中之精坚者也，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
因此，该经名的全部含义为“以坚定无比的佛智为舟船，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主要讲述佛教的认识论哲学，它们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因而《金刚经》被历代高僧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
正因为《金刚经》如此重要，所以历代高僧对《金刚经》的著述极多。
历史上，《金刚经》曾多次被译成汉文，现存的有以下六种：
姚秦印度来华高僧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金刚经》的最早译本，时间是弘始四年（402年）。
北魏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隋南印度三藏法师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在以上六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所以一般人们所说的《金刚经》，就是指这个译本。
该经与许多佛经一样，以“如是我闻”四字开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释迦牟尼佛（如来佛）在世时虽频频说法，但从不从事著述，早期佛经大多是依据阿难的回忆记述的。阿难长期充任释迦牟尼的侍者，故而听到佛的说法最多，被佛弟子们公认为“多闻第一”。“如是我闻”是阿难的自语，意为“我是听佛这样说的”。
《金刚经》的内容大致为：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比丘在一起。到了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城中挨家挨户乞食，然后又将乞化而来的食物带回该园。
饭后，释迦牟尼收起衣钵，洗完脚，铺好座位坐下。
这时，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行礼，然后问道：如果有人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守持什么？怎样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梵文音译，意译应为“无上正等正觉”，这种觉悟智慧只有佛才具备，它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实相），具备了这种智慧的人就已经是佛了。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成就这种智慧，即发愿成佛。因而须菩提的问题实际含义是“如何才能成佛呢”，对于佛教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因为成佛是佛教修行者的全部目的。
对于须菩提所提的问题，释迦牟尼感到很高兴，然而释迦牟尼并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质、真理，而是通过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谓该经中的名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举了很多例子，如：释迦牟尼能使一切生命（众生）都得到解脱而进入涅槃，但并没有任何众生得到解脱，因为众生之相皆为各种因缘（条件）合和而成，并非真实，不过是一种虚妄之相而已；释迦牟尼的身体有三十二种优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这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仅看到这三十二相，则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法身），等等。
释迦牟尼通过否定摒弃事物的虚幻之相，揭露出世界的真实本质，即“实相者，则是非相”。如果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就认识到了世界的真实本质，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迷恋执着，即“应无所住”。如果一位菩萨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他就不是名符其实的菩萨，因为心中有此四相，就必然还存在计较优劣得失之心，因此他也就称不上是位菩萨。
释迦牟尼还进一步指出，不但要摒弃一切虚幻的事物，甚至对于佛法也不应拘泥死守，可见他的思辨水平之高，否定之彻底。因为佛法本是修行的工具（经中以“舟筏”作喻），如果已获得超度，那么舟筏就没有用了。另外，拘泥地理解佛法反而会导致曲解。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释迦牟尼还以自己的修行经历为例，说他自己在燃灯佛处修行，无一法所得，故而燃灯佛为他授记，认可他修行成功。若执着于任何一法，则说明修行不成功，燃灯佛也不会为他授记。
《金刚经》末尾有一首偈子，被后世人们反复引用：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有所造作的事物，都如梦，如幻，如水中的气泡，如镜中的影子；如早晨的露水，太阳出来后就会消灭；如同闪电一般，瞬息即逝。对于一切事物，都应这样看待。
至此，释迦牟尼圆满地解答了须菩提的问题。
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中，佛教是最为崇尚智慧的了，以智慧求得解脱，可谓佛教一大特征，而《金刚经》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佛教的这一特征，故而该经在佛教中的地位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