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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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毛泽东说佛教谈佛经(2)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又说:

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毛泽东在否定时间客观性的基础上,进而又否定时间存在的具体形态,即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确定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

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

这种否定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相对主义思想,在泡尔生的著作中找不到,是毛泽东作批注时发挥的。这种发挥,显然也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它的理论来源,为佛教的华严宗。

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643~712年)有一篇著作,名叫《华严金师子章》,是他向唐代女皇帝武则天讲佛法的教材,它比较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根本观点。其中第七节专门介绍了华严宗的“十玄门”观点。

“十玄门”就是指示通向成佛的十种玄妙法门。十玄门中的一门叫做“十世隔法异成门”,原典如下:

师子是有为之法,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此三际各有过、现、未来;总有三三之位,以立三世,即束为一段法门。虽则九世,各各有隔,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为一念,名“十世隔法异成门”。

大意是:金狮子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时时刻刻在生灭的过程中,在极短暂的刹那间就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每一世又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共为九世,一切事物都受九世的约束。虽是九世,各各不同,但又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在一念之中,称为“十世隔法异成门”。

所以“十世隔法异成门”又被称为“三世一念”,即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只是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区别。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说过“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的话,表明他也是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看成主观的东西。

其四,受佛教“一多相容”思想的影响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道: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

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显然,毛泽东的这种“万即一”的思想除了受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无碍”的思想影响外,还与华严宗的“一多相容”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在《华严金师子章》的“十玄门”中有一门便是“一多相容不同门”。它认为金和狮子在金狮子中,相互容摄,“一”和“多”相互容受,互不相碍。法藏看到了本体与现象的区别,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其同一性。所以他通过对没有“一”就没有“多”,没有“多”也就没有“一”,“一”就包括了“多”,“多”就包括了“一”的论证,最后得出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的相对主义的绝对同一论。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论证其“一多相容”的观点时,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贬低甚至抹煞差别的多样性及客观性。他说:

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

《〈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青年毛泽东对佛学的深湛研究,以及佛学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推崇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坛经》

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也带着这部经典。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谈到过禅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和英文老师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说: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禅”是梵语音译,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佛教。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根基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

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兴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

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有人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主旨。“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的平常人。《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所以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

应该说,六祖慧能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会见一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金刚经》值得一读”

1961年,毛泽东同班禅大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谈话过程中,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班禅大师:“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说:“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说:“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又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说:“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金刚经》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佛教经典,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为《金刚经》。

如此拗口的经名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般若”,是梵文prajā的音译,意为“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人类的智慧,而是指只有佛才具有的、无所不知、圆融无碍的大智慧,所以这个名词只能音译。

“波罗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译,意为“到彼岸”,即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的意思。

“金刚”,金中之精坚者也,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

因此,该经名的全部含义为“以坚定无比的佛智为舟船,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主要讲述佛教的认识论哲学,它们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因而《金刚经》被历代高僧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

正因为《金刚经》如此重要,所以历代高僧对《金刚经》的著述极多。

历史上,《金刚经》曾多次被译成汉文,现存的有以下六种:

姚秦印度来华高僧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金刚经》的最早译本,时间是弘始四年(402年)。

北魏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隋南印度三藏法师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唐三藏法师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在以上六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所以一般人们所说的《金刚经》,就是指这个译本。

该经与许多佛经一样,以“如是我闻”四字开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释迦牟尼佛(如来佛)在世时虽频频说法,但从不从事著述,早期佛经大多是依据阿难的回忆记述的。阿难长期充任释迦牟尼的侍者,故而听到佛的说法最多,被佛弟子们公认为“多闻第一”。“如是我闻”是阿难的自语,意为“我是听佛这样说的”。

《金刚经》的内容大致为: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比丘在一起。到了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城中挨家挨户乞食,然后又将乞化而来的食物带回该园。

饭后,释迦牟尼收起衣钵,洗完脚,铺好座位坐下。

这时,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行礼,然后问道:如果有人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守持什么?怎样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梵文音译,意译应为“无上正等正觉”,这种觉悟智慧只有佛才具备,它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实相),具备了这种智慧的人就已经是佛了。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成就这种智慧,即发愿成佛。因而须菩提的问题实际含义是“如何才能成佛呢”,对于佛教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因为成佛是佛教修行者的全部目的。

对于须菩提所提的问题,释迦牟尼感到很高兴,然而释迦牟尼并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质、真理,而是通过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谓该经中的名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举了很多例子,如:释迦牟尼能使一切生命(众生)都得到解脱而进入涅槃,但并没有任何众生得到解脱,因为众生之相皆为各种因缘(条件)合和而成,并非真实,不过是一种虚妄之相而已;释迦牟尼的身体有三十二种优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这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仅看到这三十二相,则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法身),等等。

释迦牟尼通过否定摒弃事物的虚幻之相,揭露出世界的真实本质,即“实相者,则是非相”。如果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就认识到了世界的真实本质,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迷恋执着,即“应无所住”。如果一位菩萨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他就不是名符其实的菩萨,因为心中有此四相,就必然还存在计较优劣得失之心,因此他也就称不上是位菩萨。

释迦牟尼还进一步指出,不但要摒弃一切虚幻的事物,甚至对于佛法也不应拘泥死守,可见他的思辨水平之高,否定之彻底。因为佛法本是修行的工具(经中以“舟筏”作喻),如果已获得超度,那么舟筏就没有用了。另外,拘泥地理解佛法反而会导致曲解。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释迦牟尼还以自己的修行经历为例,说他自己在燃灯佛处修行,无一法所得,故而燃灯佛为他授记,认可他修行成功。若执着于任何一法,则说明修行不成功,燃灯佛也不会为他授记。

《金刚经》末尾有一首偈子,被后世人们反复引用: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有所造作的事物,都如梦,如幻,如水中的气泡,如镜中的影子;如早晨的露水,太阳出来后就会消灭;如同闪电一般,瞬息即逝。对于一切事物,都应这样看待。

至此,释迦牟尼圆满地解答了须菩提的问题。

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中,佛教是最为崇尚智慧的了,以智慧求得解脱,可谓佛教一大特征,而《金刚经》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佛教的这一特征,故而该经在佛教中的地位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