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屋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这些诗集中，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223首，毛泽东圈画过的有83首之多，有些诗还圈画过四五次。可见毛泽东对李贺的诗歌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偏爱和熟悉，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得到佐证：
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的《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古代神话来表达对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憎恨，以及对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装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毛泽东在该诗末句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
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明代曾益注：“《洛阳故宫纪》云：洛阳有宜秋门、千秋门。”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鲁迅借指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李贺的诗富于想象，这与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正相吻合。这大概是毛泽东喜欢李贺诗的重要原因。
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死”字却达20多个，“老”字多达50多个，反映了他对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王母、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浦、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奇丽谲幻之观。而在《古悠悠行》、《官街鼓》、《神弦》、《神弦曲》等作品中则写到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变化。既然死亡无法逃避，于是李贺诗中又出现了对另一种鬼魅世界的描写：“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来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
这些诗毛泽东都加以圈画。幽灵出没，阴森可怖。李贺写的这种神怪诗并不多，总数不过十余首，却占其名作的一半以上，因此宋人钱易、宋祁等称李贺为“诗鬼”。于是，如同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一样，李贺便得到了“诗鬼”的雅号。
毛泽东很爱读李贺的神怪诗。读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的《梦天》，对“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末画了圈。天头上的编者评语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毛泽东读至此，每句都圈点断句，很赞同这一评论。
1960年5月初，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当他听到省委负责同志汇报拥有渤、黄二海的山东缺水时，便自然地联想起李贺的《梦天》一诗，随口念了诗的后四句：“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毛泽东解释了诗中“三山”、“齐州”、“九点烟”的意思后，接着说：“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当有人提出李贺诗不好懂时，毛泽东说，他专门作古怪的诗，人们说他写的是鬼诗，不是人诗，但“有些还是容易懂”。
毛泽东还将李贺诗中的佳句引用、化用在自己的诗词创作之中。
毛泽东1950年写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点化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入词，形容全国解放后，由黑暗走向光明。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引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成句入诗，是说苍天亦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被推翻而动情，再续以“人间正道是沧桑”，阐明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后一句的生发，使李贺原诗的前一句变得更加积极而诗意更浓。
1958年，毛泽东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万户萧疏鬼唱歌”，显然是从李贺《秋来》诗中的“秋坟鬼唱鲍家诗”化出。此诗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一语，系从李贺《将进酒》中的“桃花乱落如红雨”点化而来，极写风光烂漫，春光随人意，改变了李贺诗原有的消极伤春之意，抒发了人民领袖的积极豪迈的情怀。
“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
——毛泽东品读李商隐诗
李商隐是毛泽东非常偏爱的唐朝“三李”之一。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时曾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讲话中的李白、李贺、李商隐，就是毛泽东偏爱的大唐诗家“三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两次谈到李商隐。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骈文和诗歌两个方面。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与温庭筠、段成式三人写的骈文，号称“三十六体”，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排行都是第十六。骈文又名四六文，“四六”文的名称，首见于李商隐的《樊南甲集·自序》。他的骈文有独特的风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李商隐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
李商隐的诗现存600多首，收集在《玉谿生诗笺注》里。李商隐的诗在后世影响很大，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珍视和喜爱。
唐朝末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学士在湖中泛舟游览，岸上木兰花正盛开，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赋诗。正在酣饮唱酬之际，来了个衣衫褴褛的读书人，他一上船就朗声咏了一首诗：“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即隐身而去。
大家都非常惊奇。后来获悉，原来这是李商隐的魂魄出现了。这个故事当然不可信，但却反映了后世文人对李商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与李商隐同时的诗人喻凫曾称赞他的诗歌是“羽翼恣抟扶，山河使笔驱”。温庭筠则把他比做汉代的才子司马相如：“子虚何处堪消渴？试向文园问长卿。”北宋以来许多著名的学者也给予李商隐高度的评价，如清叶燮《原诗》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唐宋以来的唐诗选本都大量选入李商隐的诗篇，他的许多诗篇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传诵不绝。
但是，李商隐爱用冷僻的典故，有些诗不免晦涩难懂。后来的北宋“西崑诗派”片面发展李商隐的爱用冷僻典故的缺点，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毛泽东对李商隐的许多诗熟读成诵。1965年12月的一天，周谷城一次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两人的谈话范围非常广泛，谈到了哲学史。周谷城回忆说：
我们的谈话涉及古今中外文学、史学、哲学。关于旧体诗，我们谈到了李商隐，我一时高兴，随便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调哼起来，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把五六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毛泽东知道我忘了，便笑着代我念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李商隐的作品是多么地喜爱和熟悉。
从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看，他圈阅的李商隐的诗就有30余首。
李商隐的咏史诗，毛泽东圈画较多。前面他和周谷城一道背出的《马嵬》，便是一首有名的咏史诗。该诗是写安史之乱，唐玄宗迫于兵变赐死宠姬杨贵妃之事。在中南海故居藏书中，这首诗毛泽东有三处圈画。
对李商隐的另首著名咏史诗《贾生》，毛泽东非常喜爱：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计民生的大事，却问鬼神之道，足见其昏庸之极。笔触含蓄，讽刺辛辣。这首诗，毛泽东圈画了六处。
1965年6月28日在上海同刘大杰教授谈话时，毛泽东还特别问刘：“《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大杰背完后，毛泽东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
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北周大军出征灭北齐，北齐后主高纬仍在醉生梦死地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隋宫》写隋炀帝荒淫无度，不听谏言等等，这些诗和《韩碑》，毛泽东都分别圈画三至五遍之多。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商隐的《隋宫》（两首）、《嫦娥》、《贾生》等诗题目上方各画一个大圈，在正文上方天头空白处各画了三个小圈；在《筹笔驿》标题上方天头空白处连画了三个小圈，在正文上方天头空白处画了一个大圈；在《韩碑》题目上画了一个大圈，表示比较欣赏。
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特创造，大部分是写爱情的，有些诗则难以确指，众说纷纭。所以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接见刘大杰时说：“要一分为二，不能一概而论。”并且在1976年2月12日复刘大杰的信中说：“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李商隐的爱情诗，情致缠绵而不庸俗，辞藻朴实而自然，毛泽东很爱读。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标题上方天头空白处连画了三个小圈，在正文上方天头空白处画了一个大圈。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风细雨来”、“昨夜星辰昨夜风”）三首诗标题上方天头空白处各连画了三个圈。并且这些诗在不同版本中多次被圈画。
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李商隐诗的研究和作者的生平。
《锦瑟》一诗中：“锦瑟无端五十弦”。对这首诗和“五十弦”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历代诗话》中的《锦瑟》一文，记述了苏轼的解释：“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作者在按语中还辑录了另外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上述四句诗，说的是锦瑟中的四种曲子；有的说锦瑟是令狐楚家婢女的名字；也有的认为对这首诗，“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作者还从《汉书》、《史记》中考证了瑟弦的数目。
毛泽东对这些解释和考证，一路密圈，下工夫之深，俨然是一位研究李商隐诗的专家了。
毛泽东还曾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要他设法购买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这表明他很注意了解李商隐的生平事迹。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也借鉴和化用李商隐的诗。
毛泽东很喜欢西汉谋士贾谊，曾写七绝、七律各一首咏赞他。其中《七绝·贾谊》云：
贾生才调世无伦，
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首诗中首句是由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化用入诗。
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的“长岛人歌动地诗”，是由李商隐《瑶池》诗中的“黄竹歌声动地哀”脱化而来。《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与《瑶池》中的“八骏日行三万里”也有明显的相承关系。
“不甚喜爱”，但熟读精研
——毛泽东品读杜甫诗
在唐代，有两位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一位是“诗圣”杜甫，一位是“诗仙”李白。身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毛泽东，由于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欣赏趣味的偏好，所以与李白诗歌相比，他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但他对杜甫其人及其诗却是很尊重的。他仍然大量阅读杜诗，对杜甫的诗非常熟悉；他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诗词创作中，精心借鉴杜诗的艺术经验，学习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在毛泽东诗词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杜甫诗歌的深刻影响。
1942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答：“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和诗歌大家臧克家、袁水拍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杜甫时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并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径直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
毛泽东偏爱那些激昂豪放、张扬个性、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诗作。而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格多样，但最具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所处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杜甫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的诗中，“哭哭啼啼”的，有流不尽的泪水：“感时花溅泪”、“杜陵野老吞声哭”、“天涯涕泪一身遥”、“双照泪痕干”、“呜咽泪沾襟”、“凭轩涕泗流”等等。杜甫的名作《三吏》、《三别》、《北征》、《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伤心的哭诉。可以说，杜甫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杜诗的人民性、进步性，令后人同情、尊敬之处，大都体现在这斑斑泪痕之中。
毛泽东读杜诗的感受是“哭哭啼啼”的，并不背离杜诗的实际。但由于受个人的审美兴趣的左右，他感到杜诗中有过多的辛酸、哀伤，而少有强者的昂扬、奋发，因此他“不甚喜爱”杜甫过分感伤的诗风。但这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尊重杜诗，或否定杜诗的杰出成就及崇高历史地位。
事实上毛泽东对杜甫及其诗歌是十分尊重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生阅读了大量杜甫诗歌。他对杜诗的熟悉，达到惊人的程度。杜诗的许多名篇名句，甚至一些并不著名的篇章，他常常能脱口吟诵，提笔直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避难四川所作，“茅屋”即指成都草堂。杜甫在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窘境中，仍然关心着普天下的穷苦人们如何度过凄风苦雨之夜，感叹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尽管诗中不免充满痛苦和忧伤，但毛泽东仍然很欣赏这首诗。1958年3月成都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在“工部祠”的“诗史堂”，他吟诵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诵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风趣地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随行的人员一听都笑起来。毛泽东很喜爱杜甫的这两句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默写手书过。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从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共108本，其中有：
宋代黄鹤补注、徐居仁编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元代至正二十二年叶氏勤广堂刻本；
宋代王洙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建阳刻本涵芬楼影印本；
宋代蔡梦弼辑笺《杜工部诗集》，明代崇祯三年毛晋重订校本；
宋代刘辰翁评点、元代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清代乾隆七年怡府明善堂刻本；
刘辰翁评点《须溪评点选注杜工部诗》，明初刻本；
刘辰翁评点《杜子美诗集》，明代天启间刻本；
明代张潜编《杜少陵集》，明代正德七年山西宋灏校刻本；
明代杨慎批点《杜诗选》，明代天启间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
清代卢坤集编《五家评注杜工部集》，清代道光十四年涿州卢氏五色套印本，芸叶庵藏本；
清代杨伦编注《杜诗镜铨》，清代同治十一年成都望三益斋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