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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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1)

“六年私塾”奠定国学基础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经历。他说: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

对于每一位当今中国人而言,无论他多么时尚,也无论他甚至连一句“经”都没读过,但对“四书”、“五经”这些词儿,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五经就被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先生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于四书五经比较艰深,成年人理解起来也比较吃力,更别说刚入学的孩童了。于是,在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儿童启蒙用书——“蒙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据记载,毛泽东在初入私塾时,先读的就是这类蒙学教材。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传达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识字、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辑《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的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劝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还有盛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末,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惯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著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力和领悟力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1913年,毛泽东在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通;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认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得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善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并且站在全新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论语》句典,为革命斗争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

由于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1.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