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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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毛泽东智品妙用古文(1)

“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

——毛泽东读《触詟说赵太后》

《触詟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毛泽东很爱读这篇文章,曾经向党政干部推荐过这篇文章。

《触詟说赵太后》主要讲的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越国,越国的太后主事,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太后最小的爱子长安君去作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舍不得,群臣怎样劝说都无用。左师触詟前去,先从自己的爱子说起,又说到太后把女儿远送嫁到燕国为后,都是为子女利益着想。最后才说到太后如若真的深爱长安君,就不应只封给他肥沃的领地,赠送他宝贝金玉,而不让他为国立功;否则太后一死,长安君的地位就无法保证。

听完触詟的陈说,赵太后恍然大悟,欣然同意送长安君去齐国为人质。齐国出兵后,赵国转危为安。

触詟在说服赵太后时,在分析众诸侯王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时说:

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又说:

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可以说千古不易之理。

1967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了这篇文章,并批示推荐道: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早在解放之初的1951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并建议由育英小学专设两三辆汽车,同时在西单附近定一联络点,由家长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毛泽东对这件小事很重视,亲自批示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查明酌办”。并批注:“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在中国历史上凡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做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是涉及到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这也许是《触詟说赵太后》对毛泽东最大的启发。

毛泽东从赵太后溺爱子女的教训中,还总结出教育子女必须严格的经验,并运用到自己的教子实践中。

毛泽东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格。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的旧衣服,让他到农村这个大课堂去上“社会大学”,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他又送毛岸英上了炮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当自己的爱子为国捐躯的噩耗传来,毛泽东强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发自内心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在延安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在大食堂吃煮黑豆。考上大学后,和所有同学吃一样的饭菜,住一样的宿舍,一样的坐公共汽车上学、回家,一样的下乡参加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虽然看到李讷吃不饱心里很难过,却断然拒绝工作人员为正在发育的李讷多争取点口粮的建议。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李讷写信说: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

毛泽东主张的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对事业接班人的培养策略,在当今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更迫切的现实意义。所以,今天的家长们,特别是身为领导干部的家长们,对《触詟说赵太后》这篇千古名文,应多读多思。

“有很大的说服力”

——毛泽东智品李斯《谏逐客书》

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谈到《谏逐客书》这篇文章。他说: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李斯(?~前208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之前,是荀子的学生。人们习惯上将荀子当作儒家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实际上,荀子的学说跟儒家正统的孔孟学说有很大距离。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孔孟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特别是荀子思想中,对法家的学说吸收较多,提倡儒法兼济,他的学生大多成为法家人物(如李斯、韩非子)。

李斯从师荀子,学成后,他征求了老师的意见,选择了入秦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他抵达秦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刚去世、太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刚即位的时候。秦王嬴政时年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吕不韦招致宾客,就将新来的李斯纳为舍人。这为李斯得以接近秦王创造了机会。李斯向秦王所献之计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正是秦王要实现的目标。秦王先后拜李斯为长史、客卿,听从并采纳他的建议,对他很信任。

那么,李斯为什么要写《谏逐客书》给秦王呢?

据史书记载,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与秦接壤的东邻韩国派了一名说客,是位水利专家,名叫郑国,来到秦国,竭力建议在关中修一条长达300里的灌溉渠(这条渠修成后,称为“郑国渠”,也叫“郑渠”)。

这似乎是为秦国着想的,而本意是想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国,无力出兵东伐,所以实质上是替韩国打算的。

不久,这件事的内幕被捅了出来,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向秦王反映说,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统统有各为其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应该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一时“排外”的言行形成一股势头,秦王于是也下了“逐客令”。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

李斯的出发点是为秦国考虑的,就事论理,颇有气势,竟说服了秦王,撤除了已经颁发的“逐客令”。所以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有很大说的服力”。

“有很大的说服力”表现在哪里呢?

李斯在文章一开头,回顾了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历史上四个辉煌的时期:穆公用了百里奚等人,称霸西戎;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殷富;秦惠文王用了张仪,扩大版图;秦昭王用了范睢,奠定帝业。这些智谋之士都不是秦人,而是客卿,他们于秦是有功的。

接着,李斯又以帝王所好的珍宝美女来自四方所献,不过只在于“快意当前”而已,秦的目标应该是“跨海内,制诸侯”,没有“术”怎么行?没有人怎么行?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那就等于是损害自己、资助敌国的愚蠢举动,“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此文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不容置疑的道理,说服了秦王,“除逐客之令”。

《史记·李斯列传》在引了《谏逐客书》之后,介绍了秦王重用李斯,废分封,设郡县,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终于实现了“并天下”的目标,统一了全国。

李斯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协助秦王嬴政统一了天下,而还建议焚书,统一文字,企图从思想领域保障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大多出自李斯的主意,李斯不但是策划者,而且也是执行者。李斯从老师荀子那里学到的本领,全都运用到辅助秦始皇“为天下一统”的实践当中去了。李斯之功莫大焉!

正因如此,毛泽东于1964年8月30日谈话中说:

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

不久,毛泽东还谈到: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显然,毛泽东认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是“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也就是说,是遵守祖宗成法还是创新变法。因为荀子学说中汲取了法家的成分,李斯在实践上又体现了法家的精神,是“主张法后王”的,是“拥护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干了一番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所以毛泽东要赞赏李斯和他的老师荀子。毛泽东一贯认为,“敢”字当头,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是进步的,历史人物凡是这样做的,就是要大加肯定。他曾主张给秦始皇“翻案”,也出于这一思想。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毛泽东智品贾谊《治安策》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

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著名政治论文《治安策》的作者贾谊,是备受毛泽东推崇的“英俊天才”。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会列举贾谊。说他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古时的秦汉专家,对贾谊33岁由于梁王坠马,自责“为傅无状”郁郁死去,毛泽东深表惋惜,曾赋诗感叹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贾谊是西汉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名于世。汉文帝时,被召为博士,每次皇帝下诏让议论的问题,许多年长博士说不清楚的地方,年仅二十余岁的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不到一年,文帝越级擢升才华出众的贾谊为太中大夫。

贾谊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提出改订历法、修正律令、制定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措施,遭到朝廷保守派权贵们的忌妒和毁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四年后,文帝召他回来,任文帝小儿子梁怀王太傅。贾谊虽经历了被贬黜的磨难,但他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很殷切,向文帝写了《治安策》,即毛泽东所说“南放归来著此”。

《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顾名思义,它是贾谊为了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提出的政治策略。

西汉从汉高祖到汉文帝,经过将近40年的统治,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比较稳定,表面看好像是清平盛世。但是,目光如炬的贾谊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太平之下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治安策》中开宗明义地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贾谊对当朝权贵一味强调“天下已安已治矣”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说法和做法,轻蔑地批评为“非愚则谀”。之所以“陈治安之策”,是因为他认为“方今之势”,无异于“抱火厝(音cuǒ)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一件事是:诸侯王各据一方,相继发生淮南(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济北(济北王刘兴居,是汉文帝的侄子)之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贾谊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削小诸侯领地,削弱诸侯权力。因为诸侯“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便于中央政府统驭。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解决;其二,朝廷,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据此,贾谊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长叹息的事是:其一,世风日趋侈靡,“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人民贫困,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其二,秦朝“遗礼义,弃仁恩”,风气败坏,导致其加速灭亡。汉朝取得政权后,秦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其三,对教育太子和为君之道未予重视。

贾谊在《治安策》中“可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考。

《治安策》是贾谊深刻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的放矢提出的。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泽东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泽东评论说《治安策》中“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是指贾谊主张对太子的教育,应选拔天下道德品行都很端正的人与太子做伴,使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皆正人也”,“不使太子见恶行”。这样,太子整天和正人君子在一起便不会变坏。这种把太子放进“真空室”里的教育方法,必然造成太子丧失“免疫力”,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而毛泽东一贯主张,年轻一代要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毛泽东认为: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以自己这种认识尺度衡量贾谊“论太子一节”,所以说它“近于迂腐”。

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过秦论》,也是毛泽东所爱读的。

《过秦论》是贾谊总结秦朝覆灭的经验教训,为汉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会弊端提供借鉴的。《过秦论》上篇结尾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始皇在打天下时,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在统一天下后,就应该顺从人民的愿望,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秦始皇用强权暴力对待人民,所以“比权量力”都比他弱得多的陈胜、吴广的起义,很容易地把他推翻。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贾谊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他看到人民的力量在国家兴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见解,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得的。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在《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他批注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毛泽东智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