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品国学(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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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6)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

《周易》是占卜之书,通俗地讲,就是古人用它来算卦,以占卜吉凶,所以《周易》最大的特征就是由“八卦”两两重叠成“六十四卦”。那么,毛泽东在其一生中,算过卦没有?这恐怕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解放后,毛泽东确实算过一次卦。

据权延赤《领袖泪》中记载:

1954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经常出去散步爬山。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参观了寺观。关于这次参观游览,著名摄影家侯波和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均有过回忆,但是情节有些出入。

先看侯波的回忆。她说:

毛泽东一行来到一座山上。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了一个瞎眼和尚。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

毛泽东指着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

张木奇的回忆是这样的: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里作作样子,亲犁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有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显然,侯波和张木奇讲的都是一件事。不过侯波把毛泽东这次去的地方说成佛寺,而张木奇则清楚地记得是道观。关于抽签之事,侯波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因为按照毛泽东的身份,是不可能亲自去抽签的,但他开玩笑地对侯波说,你去给我抽一支,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寺观抽签的办法,先要摇动签筒,当签跳出之后,签上只有号码,然后按照号码再到签柜中去索取签单。侯波所说也符合上述程序。至于张木奇所看的签的内容,则正如侯波所说,是经过她挑选的,因此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开怀大笑。这一笑表明,毛泽东已经识破了侯波的用心。

当然,毛泽东这种抽签算卦的方式,与《周易》规定原始的用蓍草或龟甲起卦的方式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引用《周易》中的句典。如“灭顶之灾”,语出《周易·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是说遇到这种卦,预示出门遇到水淹至头顶,这是不祥之兆。后以“灭顶之灾”形容大祸临头,有无法克服之危难。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写道: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借用此语说明抗日的政治动员对于陷敌于被动,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全民族抗战,才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各得其所”一语出自《周易·系辞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意思是:神农发明了农业和医药,砍削木头,制作成翻土的耜;弯曲木条,作成耒,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告诉人们在中午时进行集市交易,互通有无,从而各自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各得其所”原指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后指人或事物都得到合适的位置或安排。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毛泽东引用此语说明,共产党人要对地主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正确态度,做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的工作,并把他们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

毛泽东活用《尚书》句典

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无疑研读过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是属于华夏民族最早的几个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的汇编。“尚”是上古、上代的意思,“书”是指历史简册。“尚书”,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上古的史书”。

孔子在删定六经时,曾整理过《尚书》,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把《尚书》作为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其为《书经》。但据后世学者研究认定,这部《书经》有一半是假的,那就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来的“今文”各篇。

毛泽东对这部最古老的经书的内容是很熟悉的。在写文章时,常常活用《尚书》中的典故和成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典故,出自《尚书·盘庚上》。原文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大意是说:你不把我的好话告诉百姓,只有你自取祸患。所做的坏事已经败露,这就会害你自身。既然煽动民众做了坏事,就应当承受痛苦,你后悔也来不及了!看这时候的小民,还能听我规戒,唯恐他们说溜了嘴,况且我掌握着生杀大权!你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而用谣言去蛊惑人?恐怕民众一蛊惑起来,就像大火燃烧在原野,不可以靠近,还能扑灭?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坏事,不是我有什么过错!

这是商代国君盘庚,听到大臣向他反映,百姓不满意他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时,对大臣的训诫。盘庚迁殷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绍复了“先王之大业”,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文中的“若火之燎于原”,是个生动的比喻,后来人们把它演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以形容新生力量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毛泽东使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是批评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中的悲观思想,二是用以指出新生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以奋勇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发号施令”这一句典,引自《尚书·冏命》。原文是: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者,万邦咸休。

大意是:从前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国君聪明贤达好像圣人。大小官员,都满怀忠诚正直;他们的侍卫、车夫和随从,也没有一个不正派的人。因为从早到晚,都在注意纠正阳奉阴违、阿谀奉承。国君出入宫廷,行走坐卧,没有人不钦敬;发出的号召,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不被好好执行的;臣民们尊敬他们到如此程度,各路诸侯都停止争斗。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发号施令”,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称赞。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发号施令”时,则是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因为,那些主观主义者,跑到一个地方,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其结果,也只有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有备无患”一语,引自《尚书·说命中》。原文是: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泰誓中》:“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反共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幾。”

“万幾”,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