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醒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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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生老病死(4)

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 《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

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

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腌璐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 ‘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 “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蝶蝶雄跨,问之篙师,日,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值。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 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

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 (原注: 曲因蠹损无存。)”

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枯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名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不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 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

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丁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

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 《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账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土的《中国》, (“MidleKingdom”by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

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馀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炖,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莱,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腌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嘉泰会稽志》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环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莱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的短篇《轻微的欷欺》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