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醒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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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对人生的沉思(4)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和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馀着一点什么。这多馀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馀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二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

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下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二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馀。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牛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馀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的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四月六日。

可恶罪

这是一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凹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月十四。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

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是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的“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