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梦醒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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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生的足迹(6)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义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r罪,怕遇见人…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罢! 但足,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已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看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徐子以告夷子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目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总之,一进仪风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日,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iE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邵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J,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一一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远,我现在可委实有点记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清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七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那吽!喳耶!喳!耶!吽!!!”

我的前辈同学被关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点好处,——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升。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了聘书,或者是发“名士”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ie Weib,Das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解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馀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下四个。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祥,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元,还带了十双中国袜——白袜。

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圆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

十月八日。

忽然想到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 “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处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沦用_r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r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小痛哉!

我于足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下有这样的一条——“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要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亨》,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喜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处,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代,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浓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叠连记了两小时两大过,再记一小时,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做“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致萧军刘先生:

廿二信并书一包,均收到。又曾寄《新小说》一本,内有金人译文一篇,不知收到否?寄给《文学》的稿子,来信说要登,但九月来不及,须待十月,只得听之。良友也有信来,今附上。悄吟太太的稿子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的并不算错,便中拟交胡,拿到《妇女生活》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

《死魂灵》作者的本领,确不差,不过究竟是旧作者,他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而这些议论,可真是难译,把我窘的汗流浃背。这回所据的是德译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错误一定不免,不过比起英译本的删节,日译本的错误更多来,也许好一点。至于《奥罗夫妇》的译者,还是一位名人,但他大约太用力于交际了,翻译就不大高明。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F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已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前一辈看后一辈,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对付。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但同在一处,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惯。意见不一样,没有好法子想。

又热起来,痱子也新生了,但没有先前厉害。孩子的幼稚园中,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所以还不十分混杂,其实也不过每天去关他四个钟头,好给我清净一下。不过我也担心,怕将来会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他现在还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也许说出去的。

此复,即请俪安

豫 上 八月廿四日(一九三五年)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肇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