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兄弟俩的木工手艺好，加之做事又认真负责。由此在装修这个行当中，兄弟俩口碑好、人缘好，许多对他们业务十分满意的装修住户，又把他们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于是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好，到了1990年，手中有了一定积蓄的兄弟俩已经可以自己扯一干人马独立承揽整个家庭装修工程了。
邱文钦一边承揽着自己的装修工程，一边在四处寻找别的赚钱门路。1991年冬天，机遇终于光顾了诚实肯干的他。
这一年，邱文钦一个在深圳市东园路开名片印刷店的老乡因生意不景气，欲将名片店转让出去，转承费只要三四千元世界创业实验室。经过一番市场调查，邱文钦大胆地将这个名片店接手承包了下来，和店子一起接过来的还有原来店里的2名员工。
这是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小店，一台破旧的手摇名片印刷机就是店里全部的生产设备，但邱文钦却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是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店子，第一次做老板的他被创业的激情撩得激动难抑。？
店子所处位置不错，然而生意却不景气，邱文钦认为主要是员工责任心不强、缺乏主动性造成的。于是他马上制订一种激励制度：规定员工每联系印刷一盒名片，就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提成10%。此举一出，2名员工也一改以前那种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每天想方设法为店里联系业务、招揽生意，同时也为自己增加了收入。不久，邱文钦名片店的生意做活了。
但由于名片店里机器设备老化，每天无论邱文钦怎么紧张，最多也只能印制二三十盒名片，除去成本、房租和员工开支外，也就所剩无几了。他想更换设备，来提高工作效率，但他一打听，更换一台新的名片印刷机器，差不多要上万元，而邱文钦一下子又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这使他又犯了愁。
一次，一位文具店的业务员来给他推销名片纸，随身的挎包里还插着一大包钢笔、圆珠笔及其它文具。邱文钦看到这些东西眼前不禁一亮，他想：自己可以一边印名片，一边卖文具，这样两不相误，并且在名片店里卖文具也挺配套的。
说干就干，他利用自己精湛的木工手艺，在名片店的内墙一侧，做了个精致的文具售货架，再装上透明玻璃，一个漂亮的售货架立马就成了。开始的时候，邱文钦只是在这名业务员手中购进一些文具，零星搭配着卖，谁知到月终一结账，他竟然发觉，自己零零碎碎卖文具赚的钱，已经超过了每日辛辛苦苦做名片赚的钱！
邱文钦不禁惊呆了！他马上意识到文具这个小行当里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让一个文盲去卖带有强烈文化色彩的文具用品，能行吗？邱文钦开始心里也直打鼓，可他后来转念一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自己认准了，就一定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再说自己虽说没有文化，但可以请一些高智商的人来给自己出谋划策，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相信是可以克服自身缺陷的。如此一想，邱文钦的信心就更大了。
1991年正是深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各样的公司、写字楼一家接一家地开。文化办公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文具市场前景广阔。经过这一番仔细调查，更坚定了邱文钦挑战自我的决心。
1992年初，他将手中仅有7000元钱全部拿出来，用来批发一些新潮、适用的文具用品。此时，制作名片已退至副业，卖文具一跃成了主业。不到1个月，邱文钦所进的文具被销售一空，赚的钱也是以前的好几倍，邱文钦暗暗庆幸自己选准了路子。于是，他开始周而复始地进货、销货，慢慢地熟悉了文具这个行业，店里的货也越进越齐全了。到了第4个月，手中已有了2万多元存款的邱文钦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又将名片店隔壁的一间10多个平方米的发廊转租了下来，自己装修一新后，成了一间文化用品专卖店。
天下原本没有路，在荆棘丛生的地上践踏的次数多了，脚下就有了一条路。在商海里反复筛淘，邱文钦终于找到了一根足可以让他发家致富、安身立命的“金稻草”。
又经过1年多的磨练，邱文钦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资金积累逐渐增多，进货渠道也越来越广，并取得了韩国、日本等七、八家国外文化用品公司的代理权。加之他有深圳大企业做稳定的用户。自然而然，他的业务量飞速上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管大步小步，都要领先一步”。这是邱文钦的经商之道。1990年，深圳超市经营最先由香港百佳引入。“超市”的自选特点给了消费者较多的自由选购空间，从而使顾客盈门。而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家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有名气的国际连锁店。
当时我国文具行业也正面临着大好商机：其一，当时从百货零售领域剥离出来自成一体的文具行业已成为一热门的产业；其二，特许经营加盟连锁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其三，随着国内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发展，必然令文具市场呈现出旺盛的消费势头，整个文具行业将进入一个稳步发展充满机遇的朝阳时期。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邱文钦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个商机。1993年，邱文钦开了自己第二家文具分店。到了1994年，一年之间，他又一口气开了4家连锁分店。1995年，他注册成立“都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从1993年到1995年3年间，“都都文具”的超市连锁经营方式给这个行业吹来了一股新风，极大地搅动了这个市场，“都都”专业文具小超市在深圳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在创连锁店的过程中，邱文钦始终从服务、质量和市场的每个环节做起，并在管理上不断上档次、实施管理创新。他的理念是：现在做生意，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消费者的需求为第一需求。以前的文具店过去是在百货公司的柜台里等客上门，而不主动送货上门，提供服务。而“都都”文具不但在经营中为顾客提供主动的服务，邱文钦还从提高服务质量入手，培养员工的服务意识，严把进货质量关，经营的货品必须是正规产品、正规品牌，从不允许假冒伪劣产品在本公司出售。靠着消费者良好的口碑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形像。
邱文钦还在价格合理化、品种齐全化上面作文章，做到所有连锁店价格统一，明码标价；顾客只要走进“都都”文具店，就没有买不到的文具来作为要求自己的标准。作为全市文化用品行业最早送货上门的公司，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送货曾送到深圳宝安、布吉等较偏远地区。靠取信于顾客的信誉和质优价廉的实惠，一步步打开了深圳市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都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成立后，只有25岁的邱文钦为了使企业有更长远的发展，就开始在管理上下功夫，并制定出一套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
“开好中国第一文具连锁店”，是“都都”的经营目标。而人才又是一个企业的灵魂。邱文钦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却懂得利用别人的文化为自己赚钱。在公司成立之初，邱文钦就开始聘用总经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从而杜绝了“家族式企业”中的种种矛盾。此举在当时的深圳民营企业中还是很少见的。在用人机制上他也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策略，哪怕是家乡的亲戚求职，如果没有能力，也只能做清洁工。如今，公司员工结构中，不乏博士、硕士等高级人才。同时，为适应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2000年初，“都都”文具与黑龙江财贸学校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专门开设“都都班”，邱文钦这个没上过1天学的乡下穷崽子，却受聘兼任该校名誉校长。今年初，“都都”又与分布在全国的另外3所商业学校签订了人才共同培养协议，开设“都都班”，为“都都”培养后备人才，为“都都”全国拓展计划做好人才储备。
到今天为止，“都都”文具已在深圳开了33家连锁店，在北京开了1家分公司，员工已发展到600多人。销售产品从价值几角钱的铅笔头、橡皮擦，大到价值数10万元的投影屏幕、投影机及整套的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司的总资产已过亿元！
今天，说出来也许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拥有亿万资产的邱文钦，除了自己为提高工作效率配备的一辆国产别克轿车外，在深圳连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没有，一直到现在仍是与员工一起住在租的员工宿舍里。每天晚上老板和员工的呼吸甚至都可以连成一片，凝聚成一种战无不胜的团队精神！对此，邱文钦十分诚恳地说：“一个真正关心自身发展的企业，首先要从关心员工开始，企业只有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同一化，才能真正获得员工的认同与追随。‘都都’文具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社会的，是员工大家的。我买房也要等到能够使全体员工都能在深圳住上新房，等到‘都都’建起自己的‘都都大厦’！”
屡败屡创
1982年，蔡良勇17岁，由于受到同乡的鼓动和诱惑，他无法再安心于建筑工地搬砖头拌水泥的工作，终于说服了父母，从他们手中蹭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抵达戴高乐机场时，巴黎的天却是灰蒙蒙的，见不到一丝阳光。在到达的第一年里，他不但没看到想象中的“天堂”，就连巴黎的太阳都没见过。他坐在亲戚家灰暗的皮包工厂里，望着眼前的剪刀、绳子、胶水，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他也从此背上了跟所有海外温州人一样艰巨的使命包袱——当老板、发大财。
瘦弱的蔡良勇此前根本没动过车衣机，更经受不起日夜赶工的折腾。他做的活儿，质量差、速度慢，根本无法让当老板的亲戚满意。毕竟亲戚接他出国安排他进厂，也是计算了成本的。
一年后，在亲戚的埋怨声中他告别了那家皮包工厂。他先是借了别人的裁缝机，又问其他乡亲借了一点皮，自己设计了一个包，拿到街上去卖。但根本没有人买，他只好挨个找杂货店去推销。一个金边老板抵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收下了这个包，付了几个法郎。
出了店门，蔡良勇直奔一个食品店，买了一包山楂片，在路上一边吃一边跳——这是他在巴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他似乎看到了梦想实现的微光。
然而，蔡良勇的皮包梦很快落空了，他接下来做的包都无人问津。房租和生活费的压力开始逼得他在街上乱转。他先是发现了一家法国人的成衣工厂，就跑去那里缝衣服，但他天生不是踩机器的料，笨手笨脚地干了几天就被老板赶走了。好在讲信誉的法国人还是给了他50法郎（一周的工资）。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个金边人的工厂，幸运地遇到了同为工友的大玲、小玲两姐妹，两个姑娘虽然技艺不错，却也跟他同病相怜，就想办法保护他。一个月过去了，老板看到蔡的工作状况不佳，想赶他走，两姐妹就挺身而出，她们威胁老板也要辞工。老板无奈，只好勉强留了他半年。两姐妹于是开心地拉着他去歌舞厅庆祝，可到了地铁口，他却很难为情地站住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地铁票都不够。
蔡良勇发现：成衣工厂在巴黎有很多家，大家都要吃工作盒饭。于是他就跟老板们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国内来的大厨，可以供应晚饭。每个晚上到别人的成衣工厂送菜，他都精神抖擞地跟别人说自己是开车送来的。然后，出了厂门，趁人不注意，拐个弯跳上公共汽车就回家了。可惜一个星期后，他做的菜味道差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很快就被揭穿了真相。只好再次面临失业的窘迫。
到巴黎两年后，他跟另外一个制衣技术娴熟的同乡一起看中了一处店铺，终于打算要合伙开一家服装店，各出一半资金。
温州人当中有个非常流行的“标会”制度，就是大家出钱帮助一个想做生意的人，省去他积攒原始资金的时间，然后这个人再以每月固定的额度还给其中一人，直至还掉全部负债。这种方式在贷款困难的民营小企业中非常有效，同乡之间也互相信任。
蔡良勇绞尽脑汁，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到了，标了一个会。但他筹到的钱距离投资的需要还差5万法郎，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租来的一房一厅以每月300法郎的价格租给了别人，条件是对方要出押金5万块。
他出的租价实在非常低，但收押金的主意却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新的店铺日后也可作为临时住所。出租合同终于在他的租店铺合同签约的前一天落实了，不过按规定，新房客要在搬进去之后才最终付钱。
为了能顺利签到第二天的店铺，他决定提前一天搬出去，让房客入住。那是一个难熬的无家可归的夜晚，他揣着押金，提着行李，在巴黎灯火闪耀的大街上整整走了一晚。
店铺落实了，但买设备的钱还不够，他就跟厂家争取到了分期付款。然而，由于没有开店经验，他们还是吃了亏。当时店里请来的工人都是“黑工”（没有申报工作合同的雇佣工），由于工人不报税，完全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工资，而收入的货款基本上是法国人明码标价的支票。一年下来，公司账面上的利润非常高，需要上缴高额的税款。扣除成本费用，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
那位合伙的同乡认为这桩生意的利润还不如自己以前的收入，决定放弃跟蔡良勇的合作。但蔡此前标会的负债还未还清，如果退出就丧失了还债的机会。于是他咬牙退还了对方的资金，一个人把这间店撑了下来。但这种挣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经营如雪上加霜，没多久就把店铺关门卖掉了。还了剩下的债，就已身无分文。
心灰意冷的蔡良勇与地铁里的乞丐惺惺相惜起来，他坐在地铁的过道里，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那些悠然自得、弹唱讨钱的乞丐。
但他还是很快振作起来，重新租到了一个工厂，仍然加工衣服。这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管理困境中。他给的工资低，工人做工就很慢，效率上不去。后来，他提高了工资，速度马上快了起来。但工人们的心眼儿也随着经验在积累，有时他计件算好了工人的工作量，但趁他出去接电话的几分钟，有的工人又偷偷拿回来几件，算在新一轮的工作里。
生意慢慢发展起来，他手头开始有了十几万法郎的资金，想发展更大的工厂做自己的产品。他在华人集中的巴黎3区晃了几圈，就决定生产男士游泳裤。因为他看到泳裤店的生意很好，特别是缝剪非常简单，不用请设计师，只要选好花布就行了。
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展开自己制造成衣的计划之时，却发现他新租的大工厂原来是一家犹太人的工厂，犹太人就是因为雇用黑工加逃税被警察局查封的，这里自然成了重点监督对象。他的工厂没多久就被查抄，工人全部被赶走。他的工厂再次走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末路。
这次将钥匙交给别人，除了身无分文，还背上了不少的债务。但对他来说，这反正不是第一次破产了。
随后的转机从蔡良勇走进了一家法国人开的电器店出现。“我可以代销传真机。”看着那些实用便捷的电子产品的介绍资料，他就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