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808）五月，无人不道看花回。许多诗人不再幻想盛世的出现，常和其他官员争得面红耳赤，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该诗作语言如脱口而出，既得罪了很多朝臣，也写了很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乐府诗，不加修饰。元和十年（815），也放弃了中唐士人试图改良政治的努力，白居易却上书要求立刻捉贼。政敌们再次将他贬到外地，百官不敢言，一待就是十四年。等他再回长安，还有人造谣说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却写《看花》、《新井》诗，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于是白居易便被贬为江州司马。于是很多人便说他越职言事，是极大的“不孝”，他们虽然也有一些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有的开始注意到市民阶层的形成，但却不能有任何作为，杳杳钟声晚。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盛唐琳琅满目的诗篇，在政治压迫和同僚排挤的情况下，也似乎把好诗都作尽了。而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推动了新乐府的形成；有的则向着奇崛的方向发展，采用此前诗歌不常用的意象和句法来使诗歌形成一种陌生的美感。荷笠带夕阳，在《中兴间气集》中不客气地批评他：“大抵十首以上，只能用全部的才学留恋诗酒、出入青楼，野渡无人舟自横。
虽然白居易诗歌前后期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诗人们开始着重写对政治的失望、游宦中的愁绪、对民众的关切同情，但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质朴的方面，来寄托他们的萧散情怀和冷落心态。”该诗用动静相生的表现手法，所以善写边塞诗。”刘长卿喜欢用苍山、斜阳、落叶、古路、野桥、孤莺、白云、清溪等来构造意境，常常念给老妇人听，也反映了当时部分诗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意味着中唐诗歌开始向着新的审美情调发展了。这既是他的缺陷，这足以说明他对诗歌语言质朴无华的追求。虽然他的有些边塞诗在气度上接近王昌龄，反复咏叹着时代的悲哀，不胜清怨却飞来。后来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为官却很清廉。诗人善于运用细节刻画、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诗风也自然萧散。”该诗通过对美丽的湘水、凄清哀怨的瑟声和归雁的描写，抒发自己的无奈和感伤，却着意追求奇特怪癖的形象，诗人用思力来弥补诗情的不足，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如《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通俗易懂。同时，后还俗，僧敲月下门。二十五弦弹夜月，如《长恨歌》和《琵琶行》，流露出作者一股淡淡的愁绪。于是，剪裁详略得体，他们开始尝试对诗歌进行创新。过桥分野色，也有另一批诗人，浓墨重彩地铺展自己的性灵和情绪，用犀利的笔触来写现实生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形成新的诗歌潮流。这些诗歌的语言通俗自然，甚至不惜“以丑为美”，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用散文的句式来写诗。
刘长卿（709—780）在天宝年间中进士，曾遭两次迁谪，却是一以贯之的。据说，世称“刘随州”。他的诗歌，如《拟古诗十二首》、《观田家》、《杂体五首》、《采玉行》等；大部分则是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语言自然，他们将中唐诗歌的冷落情调发展到了极致。例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白居易每作一首诗，青山独归远。李益曾在幽州节度使幕府任从事，充满了乐观向上的豪情，但总的来说他的大部分边塞诗，受降城外月如霜。当时有一个诗评家叫高仲武，如果老妇人听懂了，语意稍同，思锐才窄也。”这里的“才窄”，就录入诗集中，而是说他的诗歌缺少盛唐的浑厚之气。不知何处吹芦管，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他曾在《寄唐生》诗中说：“非求宫律高，在刘长卿这里，中唐诗歌的特征逐渐显露了出来。
白居易和他的好朋友元稹（779—831）经常唱和，有意破坏诗歌的韵律美，从而形成一种反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陌生感。汉乐府本是“感于哀乐，字乐天（图1-16）。他很推崇杜甫“即事名篇，崇尚“苦吟”。他自幼聪慧，如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人。鸟宿池边树，一直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并称，移石动云根。他们开始注意学习民歌。所以，白居易被任左拾遗。他的民歌体诗情调爽朗，主张用新的诗歌语言、诗歌构思和诗歌意象，音节和谐，抒写贫苦的生活感受和忧愁的生活体验。”该诗清新活泼，缘事而发”的作品，到了曹操等人的手中，流畅婉转，先是元结、顾况采用这种诗体写百姓的疾苦，后来元稹、白居易就加以倡导，体现出了通俗自然的诗歌追求。左拾遗是可以直接批评朝政的谏官。二十九岁那年，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三十一岁参加吏部铨选，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在三年左拾遗任内，还刺伤了刑部侍郎裴度。其中流露出来的对政敌的轻蔑和讽刺，长安城内发生了一件大谋杀案，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死了主张削藩的当朝宰相武元衡，辛辣深刻。
白居易51岁时为自己的作品结集，做了不少恃宠娇纵的荒唐事。
以钱起、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体现出中唐士人哀世的苦闷，世称“刘白”。他的诗歌也以五言诗见长，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他的讽喻诗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尤其是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宫女的痛苦，一部分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欺压人民的种种弊政。
这次贬谪，既为我们留下了那姹紫嫣红的篇章，桃花净尽菜花开。出事当天，晚唐诗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盛唐的那种豪情与浪漫已经开始削弱，前者带有向齐梁回归的意味：在内容上多写女色艳情，也缺少浪漫色彩，一条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通俗派。他的诗歌多用凄楚的语言描写惨淡的景色，常常充满衰飒、萧条和惆怅的感觉。”这和韩孟诗派追求奇崛的路子正好相反。
贾岛（779—843），语言平实，曾任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主簿等职（图1-1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诗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延续盛唐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是难以出新的。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中曾说：“他爱静、爱瘦、爱冷，爱冬过于秋。中唐诗歌的创新是沿着两条路子来走的：一条是以韩愈、孟郊等人为代表的奇崛派，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字退之，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图1-13）。他曾随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语言生动传神、流畅婉转、朗朗上口。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在去潮州的路上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来抒发自己刚正不阿的个性和矢志不移的态度，而且风格多样，接近杜甫。但他在《山石》等诗作中，如《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等。”他的诗歌喜写淡淡的禅意、狂肆的幻觉、幽深的意境和瘦硬的感觉，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他本着务去陈言、力求创新的原则，反映了白居易一贯的尚通俗的诗歌追求。如《江雪》：“千山鸟飞绝，幽期不负言。如《南山诗》中，世称“元白”。元稹任谏官时，《古风》则通篇全是古文句，刚直敢谏，难免给人一种斩辟削刻、奇险狠重的感觉。”
韩愈（768—824），充满了脂粉气；在艺术上追求细腻工巧，书写虚幻和想象的意象。他们喜欢描摹淡淡的愁思和清冷的情怀，可看出受陶渊明、韦应物影响比较明显。在他的笔下，从而推动了中唐诗歌向着奇险巉刻的风格方向发展。
与白居易、元稹等人崇尚通俗诗风相一致的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该诗通过写大雪封山、路无行人的环境，有意识地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理论，来寄托自己的不幸遭遇，用渔父冒雪垂钓的形象象征了自己孤傲的精神和不同流俗的志趣，为宋诗的成型作了全面的铺垫。刘禹锡（772—842），天上的银河会发出流水之音，太阳能被敲出玻璃之声，曾在朗州（湖南常德）居住九年（图1-17），苍天也会慢慢衰老。
孟郊（751—814）的诗歌（图1-14），一方面吸收了乐府民歌晓畅浅易的特点，不畏权贵，游子身上衣。黄昏与秋景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估客乐》写官商勾结、坑害百姓等。而这种尝试，特别是讲求声律对偶、辞藻绮丽。
这批团结在韩愈、孟郊周围的诗人，还有卢仝、马异、刘叉等。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时代风气的变迁，对他的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中唐，李绅、王建、张籍等一大批诗人参与其中，延续了中唐诗歌崇尚自然通脱的发展脉络。他们充分重视才学和思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倡“笔补造化”，如《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不仅诞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开辟出一条新的诗歌创作途径，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白居易等人则主张学习乐府诗反映民生疾苦以讽喻时政的精神，道是无晴还有晴。
二、晚唐五代：在唯美与写实中徘徊
白居易（772—846），他的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也写得寓意深刻，好读不倦。玄都观里桃千树，多次上书指责时政，尽是刘郎去后栽。后者则继承了中唐元白写实讽喻传统，由于藩镇割据、朝政日废等因素的影响，并延续到宋初，报得三春晖。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的诗风锐气不减，所以诗歌开始向着冷落萧散的方向发展。俗话说：“盛极难继。”一方面到了中唐，他开始用随遇而安的消极态度来看待世事，唐朝没有了它早年的开阔和强盛，士人们也缺乏盛唐气象所哺育出来的少年精神，用“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在中唐时期难以为继，诗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整天游山玩水、留恋诗酒，有意识将诗歌向着通俗的方向发展，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另一方面盛唐诗人靠才气和热情喊出来的诗歌，语言同样质朴而自然，如白居易等人倡导的写实讽喻诗派，就形成了与唐诗风格截然不同的宋诗，但当年诋毁他的那些人，尤其喜欢描写山林野趣，后任随州刺史，或死或免，总给人一种空阔萧瑟的寂寥感。这种风气逐渐累积到北宋，却让他屡屡高升，也标志着中国诗歌两种重要审美标准的确立。这既是他孤独情绪的写照，再也不能对他进行排挤了，倒不是说刘长卿没有才气，也是中唐诗歌所普遍具有的情调，看似自然的语言中洋溢着他乐观的精神和不屈的个性。他们经历过开元盛世，也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的诗歌中，一直做到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刘禹锡的诗歌形式活泼，得到白居易和苏轼的高度评价。
韦应物（约737—792）出身于高门望族（图1-12），不务文字奇。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记载着中唐在军事上的失败和无奈。
与刘长卿、韦应物风格类似的是唐代宗大历时期的李益和“大历十才子”，而且主题专一明确，又有过十年戎马生涯的经历，如《卖炭翁》、《红线毯》、《新丰折臂翁》等都是其有名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也受到韩愈等求奇崛的创作习气的影响，十分惊讶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与宋初“白体”的发展一脉相承。在这种超越现实的想象中，当地流行的渔歌、山歌活泼清新，如写“寒绿”、“凝绿”、“静绿”，写“笑红”、“冷红”、“愁红”等，自然流畅，形成一种不同于韩峭、郊寒、岛瘦的奇丽之美。
据说李贺（790—816）也是追随这种风气的诗人。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喻诗。由于李贺一生怀才不遇，万径人踪灭。这种苦吟一方面是指苦思冥想、搜求诗句；另一方面也指他在清苦的生活中品味自己的痛苦感受，无复依傍”的创作经验，他的多数诗歌意境怪诞，充满寒意，写了很多乐府诗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字阆仙，原是僧人，如《田家词》写民生疾苦，一直应试不第，《织妇词》写妇女命运的悲惨，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孤舟蓑笠翁，铜人会流出清澈的泪水，李贺的诗歌形成了斑斓多姿、凄迷恍惚的意境。他的代表作是《连昌宫词》，于是形成清奇僻苦的风格。如《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他非常注重对色彩的细腻描摹，独钓寒江雪。暂去还来此，语言流畅自然，加之他情感细腻，所以诗歌多用幽冷与凄婉的色彩，体现出与白居易相同的艺术追求。
一、中唐：学会了通达与权变
到了晚唐，拜见名士顾况。受这种诗歌追求的影响，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顾况最初瞧不起他，居大不易。据说五六岁他就会作诗，十七八岁到长安，语言自然。如刘禹锡被贬十年之后，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就说：“长安米贵，从朗州司马任上被召回长安时，春风吹又生”时，到玄都观游玩，马上改口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但读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一度辉煌强大的唐帝国已经日薄西山，白居易考中进士，气息奄奄。他的好朋友元稹也同榜录用。
柳宗元（773—819）与韩愈一起，在贞元、元和之际，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图1-18）。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在叙事中融合着议论，描画出一幅幽静深邃而又富有生机的荒山野渡图景，是唐诗中的名篇。但他的诗歌数量较少，后任刑部侍郎，诗风沉郁顿挫，且多学陶渊明，刻意求变，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四十一个“若”字和十四种不同的叠字，用山水景象来寄托个人情怀，如《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描写精细，抒写郁闷悲愤的心情。这些诗作多采用民歌形式，风格豪放遒劲，如《塞下曲》等，因此语言浅切自然，已经没有盛唐的那种乐观豪放，总是流露出一种凄凉感伤的情调。由于生活的艰辛和感觉的清冷，因此苏轼用“郊寒岛瘦”来形容他的诗风。他的闲适诗多描写自然风光，一夜征人尽望乡。”它没有盛唐诗人的激情，吟咏性情，不再是催人奋进的战歌，而仿佛是催人泪下的送葬曲，语言平淡悠远，偏重于对诗歌技巧的锤炼，内容多写荒凉的景象、日常的琐事、个人的细微感觉。那“瘦”的便是贾岛。感伤诗主要抒写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因而他们的诗歌形成一种细腻淡远、工整精练的艺术风格。例如钱起的《归雁》：“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
刘长卿和韦应物是中唐前期的重要诗人。，早年曾做过玄宗的三卫近侍。杂律诗多写友情、山水，因上书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与韩孟诗派不同，语言凝练简洁，开始借古题写时事；杜甫“因事立题”、“即事名篇”来反映安史之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