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到民国时期徐世昌组织编纂的《晚清诗汇》，历代文人给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优美诗篇。这些诗歌浸润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青山碧水间，渔舟晚唱里，玉门羌笛外，孤鸿哀鸣中，诗人们把自己的经历、情感凝聚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卷，鲜明而和谐，令我们神往。这些诗歌，蕴涵着汉语无穷无尽的表现力，那顿挫的节奏，那优美的意象，那和谐的声韵，那令人涵泳不尽的韵味，寄托着诗人们的才思和功力，常常使我们一读成诵，成为我们话语中最精粹的语言。可以说，诗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历久弥新、绵延不绝的精彩篇章，更是最具有民族风情的艺术奇葩。
那么，中国诗歌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并繁荣起来的呢？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有着哪些动人的诗篇？有着多少令人感叹的故事呢？
在远古洪荒中，那蒙昧的祭祀、艰辛的劳作、朦胧的崇拜与占卜以及游戏时的呼号，都是诗歌最为原始的雏形。从二言到三言再到四言，远古人类在积聚着生产经验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语言的表现力。无数的民谣一点一点地积累，数不清的民众在传唱着劳作之声，千锤百炼中，最质朴的民歌在不断完善，在不断精致。经过了收集，经过了整理，士人们也学着民间的声音来作诗，又经过漫长的积累，终于形成了那部蔚然大观的《诗经》。
《诗经》的形成仅仅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起点。一方面《诗经》成为一种经典，固定了四言的体式，成为汉魏诗歌的一种模仿对象；另一方面民歌继续随着生产和娱乐在演化，字数在扩展，虚词在增加，在二字句和三字句的组合，三字句与三字句的组合，甚至三字句与四字句的组合中，骚体开始出现。到了战国后期，出现了中国诗歌的另一个高峰——楚辞。楚辞的出现，既是对《诗经》传统的一种反叛，也标志着上古民歌已经放弃了四言整齐的形式，开始采用杂言来表述情感、叙述故事。而汉乐府民歌正是在继承《诗经》的叙事精神和“楚辞”的灵活句法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叙述模式：在内容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在形式上，采用五言为主、杂言相错的句式，从而将中国诗歌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说，民歌是推动中国诗歌起源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
汉魏文人诗正是在学习乐府诗歌的形式而摈弃其合乐歌唱传播方式中形成的。他们一面学习乐府的形式，拟作不必或不能演唱的乐府诗，促进了乐府诗歌的文人化。在这一过程中，诗缘事的叙述传统一度得到强化，但由于历史的选择，“缘情”逐渐成为新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直接创作整齐的五言诗，采用朗诵而不是歌唱的形式传播，从而使诗歌与音乐剥离开来，形成了独特的声情和意味。失去了音乐的辅助和旋律的制约，魏晋诗歌呈现出一种徘徊发展的局面。曹丕、曹植、阮籍等人用“气”的充盈来催动诗歌的叙述，气有清浊高下，人有庄谐缓急，这一时期的诗歌因人而异，各呈异彩。但激发这种诗歌叙述的时代逝去之后，诗人们开始寻找诗歌新的出路。两晋诗歌所呈现出来的复古倾向、模拟习气以及繁缛诗风，正是诗歌抛弃合乐方式过程中的一段准备。他们向四言诗、向汉魏乐府寻求经验，向古诗十九首寻求灵感，模拟了大量的诗歌。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江淹、萧纲、庾信等人仍用拟古的方式创作，他们甚至向辞赋寻求帮助，将辞赋的题材如山水、田园、述行、歌舞、人体、艳情一一引入诗歌创作中，在丰富诗歌题材的同时，也使“赋化”成为魏晋诗歌叙述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这种叙述形态的出现，正在于诗歌与音乐剥离后，诗歌内在的声情结构和外在的美学规范尚未确立，诗歌只能在怀念音乐性、学习辞赋铺陈手法中发展。因而可以说，诗歌与音乐的分离，是诗歌获得独立发展的一个契机。
佛经的翻译和四声的发现，为徘徊中的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平仄的搭配、音韵的协调以及对偶句式的使用，首先使诗歌开始向着整齐化发展，杂言诗逐渐让位于五言诗、七言诗。南朝民歌的五言体制，既可以说影响到了南朝文人诗，也可以说是被永明体等新体诗推动而成的。二者相互促进，不仅使五言诗逐渐成熟，而且也为七言诗的发展作了必要的铺垫。其次，四声八病等诗歌创作要求的提出，使诗歌在内在的约束中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情韵，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声情、结构、技法、美感上与辞赋、骈文等区分了开来，成为一种具有个性气质的艺术形式。
唐代诗歌的繁荣，正是将南北朝时期形成的这种诗歌声韵、结构和技法发展到了极致，才成为中国文学史最绚丽的篇章。盛唐诗歌最具风神情韵，是个性、情采、韵味自然而然的结合。鬼斧神工，自然天成，没有更多矫饰；兴象玲珑，多彩多姿，读不到思致的雕琢和思力的安排。中古以来所积淀的诗情在唐诗里得到了全面的挥发，传统诗法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准得到了高度的展示。因而到了中唐，诗歌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一路为适应市民阶层尚俗的口味，开始推动诗歌的通俗化，如白居易、张籍、王建等。他们试图重新学习乐府“通俗”、“缘事”的叙述，一度形成了写实讽喻的创作潮流。另一路从散文中吸取养分，试图打破传统诗歌优美而和谐的美感特征，他们选取奇特险怪的意象，追求幽冷新异的境界，采用散文的结构和句法，在新变中更新诗歌的叙述，形成一种“异化”的美感，如韩愈、孟郊、李贺、李商隐等就进行了不同方向的尝试。这些尝试，无意之中开启了宋诗的叙述模式。还有一路是继续从民歌中吸取养分，他们注意到隋唐民歌一方面受五言、七言诗的影响，情韵婉谐，清新活泼；另一方面句式并不固定，长短相间，自由开阖。这与已经整齐化、声律化、以朗诵为主要传播方式的诗歌相比，别具声情。因此中唐一部分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创作这种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由于中唐时期教坊制度改革，一批乐工和歌伎流落民间，使原先只供皇家欣赏的教坊曲目流散到民间。这些教坊曲目中，有些就是经整理过的曲子词，因而使晚唐时期形成了一个听“新曲”的热潮。这个热潮推动了曲子词的发展和繁荣。
曲子词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得益于花间词人的创作，更得益于唐五代帝王高官们的喜爱。南唐二主、韦庄、冯延巳既是当时著名的词人，也是帝王显相。他们的欣赏和提倡，对于曲子词的普及、曲子词品格的提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初的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也都是当时文坛领袖，他们兼擅诗词；张先、柳永、贺铸、秦观、周邦彦等，也是当时有影响力的文人，他们以词闻名。宋词就这样，不是依靠科举的力量，而是靠着名人的提倡和扇扬，成为了一代文体。曲子词是民歌的延伸，最初是合着音乐演唱的，但到了文人手里开始演化。有些精通音乐的人，不仅按谱填词，更不断创制新曲，如周邦彦、姜夔等；另一部分词人则只是按谱填词，最初的词或许能够合乐演唱，但随着词的不断雅化，词合乐的特点逐渐淡化，词逐渐不再被用来演唱，而是用来阅读，词又脱离了音乐，成为一种靠朗诵来传播的文体。
在这种背景下，另一种新的合乐的诗体出现了——散曲。散曲比词更灵活，更通俗，庄谐并出，雅俗共赏，曲风畅达，非常适合宋元以来壮大起来的市民的口味。散曲既是宋代民歌发展的产物，也充分借鉴了词的手法，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之一。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乔吉以及明代的沈璟、梁辰鱼等戏曲家都长于散曲创作。可见散曲不仅是诗词的新发展，而且其套数对戏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卷诗歌史，正是围绕着上述线索来描述中国诗歌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总结的。让我们通过一个个话题，来体悟中国诗歌是如何叙述古人们的生活、情感和际遇，来阅读斑斓多彩的诗歌形态，品味那些令人感慨的诗歌故事，来欣赏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