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嘹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军门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
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这篇小品追忆杭州七月半游湖赏月的旧事，题材特别出乎读者的预料，作者的重点既不是西湖，也不是西湖的月亮，只把西湖边上各种看月人的姿态和心态，作了一番品味和把玩。他把看月的人分为五类，从达官贵人的炫耀摆谱，到小名士的扭捏作态，再到高雅之人朴实的真性情，都用简洁灵动的文字一一呈现出来，既不讽刺，也没有赞赏，可是作者所有的态度都寄托在不动声色的描述当中了。至于西湖的景色则着墨不多，而是旁敲侧击，略加点染，同各种人物的情态相映成趣。遣词造句新颖灵动，没有一点蹈袭前人的痕迹，处处闪烁着灵气。文字的别致、干净，在晚明小品中可谓首屈一指。
再如《西湖香市》，描写进香人买香所形成的集市，熙来攘往的集市场面之外，昭庆寺大火一节特别引人注目：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弇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晚明的西湖，除了繁华，还有饥荒和饿殍。杭州的官员贪污纳贿，赃污狼藉，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当然也不会关心国家的兴亡。张岱在这里采用史家“实录”的笔法，把杭州城的黑暗一幕记录下来，虽然没有加入一句自己的评论，褒贬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再明朗不过了：这些贪婪的官僚，正是明朝亡国的罪魁祸首！
张岱晚年，经历了亡国的伤痛，心灰意冷，百无聊赖，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都是一种“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的状态。跟随着记忆，把前朝往事随手记录下来，大概就是他晚年唯一的心灵寄托。所以他最著名的两部小品文集，一部叫做《陶庵梦忆》，一部叫做《西湖寻梦》，都是用“梦”字来命名。“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他写小品文就是为了追寻已经逝去的前尘旧梦。张岱的追忆，很少文人雅事，更没有军国大政，而是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和风土民俗。普通的题材里却带着沉重的历史感，淡雅自如的文字里面深藏着对故国的眷恋、对世事的悲愤，还有对时光流转的无奈。表面上闲适逍遥，骨子里却抹不去心忧天下的沉重。北宋大词人柳永擅长表现青楼妓女的婉转情思，高在“俗”而能“雅”；张岱轻松小巧的小品，则妙在以“小”见“大”，以“轻”衬“重”，故而成为晚明小品文中的绝世之作。
晚明文人多才子气，一般人只担心自己的才气不够用，他们却往往多得用不完，所以他们喜欢调侃，喜欢摆弄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和超出一般人的文化情趣；或许更因为他们把正统学者用在经典上的工夫多半花在了生活琐事上，所以他们对人情世故看得更深透一些，于是时时处处多了几分率易和不认真，多了几分游戏人生的态度。即使作品中充满故国之思的张岱，也经常免不了抖搂一下这多余的才气。比如张岱写过一本书，叫做《夜航船》。这本书是把读书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按照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分成二十大类和一百三十个子目，每个子目之下又有若干小条，分别给予解说，实际上是张岱读书笔记的汇总。它在形式上同类书没有区别，可如果论其学术价值，恐怕同一般晚明人的学术著作一般无二，很难进入清代正统学者的法眼。不过张岱给这本书写的序，却是一篇颇具情趣的典型小品。他在这篇序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和尚同一个读书人一起乘坐夜航船，那个读书人一路上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搞得和尚以为他学问大得不得了，不免有些害怕，也很自卑自己没学问，于是老老实实蜷缩在船舱的角落里。后来，那读书人说得太多了，露出了马脚，于是和尚斗胆问他：“请问这位相公，澹台灭明（孔子的一个学生）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读书人回答说：“当然是两个人啦！”和尚接着问：“那尧舜又是几个人？”读书人答道：“自然是一个人。”和尚笑起来，说道：“如此说来，且待我这和尚伸伸脚吧。”这故事无非是要强调，读书人对于那些看起来琐屑肤浅的常识也应该掌握牢靠，否则会遭人耻笑。那么简单的东西，还一定要借着一个幽默的小故事讲出来，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展示他们的才气和情趣。
从宋代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明代后期的王学左派，思想在一步步地解放开来，不过也并不是没有副作用。晚明的一些知识分子，把这股思潮推到极端，干脆否定过去的一切思想遗产，追求完全和绝对的思想自由，不求学问，不讲务实，崇尚玄想和空谈，于是造成了一种空疏肤浅的学风。
“独抒性灵”，走向自我，就必然会更加重视才情；看重才情成了风气，相应就轻视了“皓首穷经”式的做学问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对晚明学术的形形色色给予过多的考察，从整体上说，它大抵比较轻视实证，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早在明末和清代初年，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比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就对这种学风极为反感，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作为矫正，给整个清代学术空气带来了良好和深远的影响。清代中叶，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高潮的考据之学，是清代学术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路向，同晚明空疏无学的情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在清代考据风气盛行的时候，学者们对晚明学风普遍持有一种蔑视和嘲讽的态度。我们如果去读读清代学者的文集或者笔记，就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动辄会骂晚明学术的“空疏”、“肤浅”，动辄说晚明人没有学问，不值得信赖。其实这种批评绝大部分都有根据。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不少明代人刊刻的图书，细心的读者经过对比，不难发现他们经常在前代典籍上做些手脚，根据自己的需要胡乱加以改动，或者给那些没有把握的问题想当然地提供一个“结论”。这种情况，或许就同他们看重展示才情、轻视实事求是有直接的关系。清代学者看不起明人的学问，对晚明小品也十分轻视，总认为那是局限在个人性情的小圈子里面的“小摆设”，对安邦治国没有实际的用处。明清之际崇尚程朱理学的王夫之，对于王守仁的心学和散文上的“性灵说”都很有意见，他不仅把明朝的灭亡归罪于心学，还说李贽、钟惺等人是比洪水、猛兽还要可恶的罪人。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对晚明小品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在整个清代，小品文的市场都很狭小。公安派、竟陵派，以及“山人习气”、“明季小品”，一直被士大夫视为为人和为文的大忌。乾隆年间还曾经一度禁毁过三袁的作品。在这种境况下，真正认识到小品文的独特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人，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是凤毛麟角罢了。
生于明末崇祯亡国之际的学者廖燕，就是一位非常看重晚明小品的学者。廖燕写过一篇《选古文小品序》，从巧妙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小品文的价值和意义，对当时的偏见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古文取代骈文，成为散文领域里的正宗。他把“古文”二字放在“小品”之上，意思是说，小品本来就是古文，重视古文，自然就不应当轻视小品。廖燕举例说，人的两只眼睛对于七尺身躯来说，不可谓不小，但是要论人的精神气质，还非得透过眼睛不可。我们今天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廖燕正是通过这种比喻，来说明小品文“小”的妙处。“小”和“大”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没有“小”，“大”又从何而来呢？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俗话说“四两拨千斤”，唐人也有诗云：“药灵丸不大，棋妙子无多。”在短小的篇幅里面写出精神，写出妙处，实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狮子扑大象，当然要用全力，可是狮子要抓住兔子，同样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廖燕从各个方面作比喻、打比方，无非是要抬高晚明小品的地位。可是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到底还是让廖燕的这番苦心打了水漂儿。
晚明小品文的价值真正被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与将近三百年前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前后相映生辉，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晚明小品文作为散文一脉的重要价值。
中国历来的文学革命，大致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去从事革新的实践。周作人提倡“美文”，重又把晚明的小品文搬了出来，希望把它同英国的随笔散文两相嫁接，创造出新型的小品之作。1927年，俞平伯标点刊行张岱的小品文集《陶庵梦忆》，周作人为这个重刊本写了序。周作人在着手散文变革的时候，看中了晚明小品，把它树立为新型散文创作的历史渊源。他们之所以看重晚明小品，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晚明小品是在反叛正统文学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带有很强的叛逆和革命的色彩，而这一点，恰好就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理想。提倡晚明小品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为新文学运动张目。周作人曾经说：“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的确，当初痛骂过文言的新文学斗士，在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也开始考虑吸收文言的表现手法来改进白话散文。晚明小品在语言上不大遵守正统古文的那套规矩和禁忌，喜欢出奇制胜，动辄把俗语、俚语或者佛家语穿插到文章中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雅致”风味。这为当时散文改革家们提供了最好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