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学术比较重视实证和考据，有汉代学者治理儒家经典的色彩，学风稳重朴实，所以又称之为“汉学”或“朴学”。饱学之士总喜欢在文章中表现自己一肚子学问，对他们来说，骈文自然是最理想的文体。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骈文重视使用典故，讲究声调的抑扬顿挫，在对仗方面很能显示文字技巧，华美的辞藻也很能显示作者的满腹经纶。在重视考据的汉学兴盛之际，适应着文人学者们的需要，骈文创作再次呈现出繁荣的态势。清代著名的骈文家袁枚曾经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说：
散文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方乃日敝。
创作骈文，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学问基础，单靠空谈心性是不行的。袁枚的话言简意赅地指出了骈文写作同学问修养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这只是从宏观的方面得出的结论，乾嘉汉学的兴盛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氛围，让骈文再次受到欢迎和重视，可实际上清代一流的骈文家并不都是一流的考据派学者，学术风气会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走向，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曲折的，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这一点还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清代骈文在艺术上兼具了六朝骈文和唐、宋骈文的风貌，所以现代的文学史家认为清代骈文作家中有所谓“六朝派”、“三唐派”等派别，但清代骈文无论相对六朝还是晚唐、两宋而言，都有其新变，形成了足以代表当代特色的艺术特征，如果是单纯的模仿或复制，就很难称为“复兴”，所以文学史家也提出清代骈文有“博丽派”等此时独有的艺术流派。
伴随着骈文创作的繁荣，骈文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骈文理论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骈文选本的大量出现。比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王先谦的《骈文类纂》等，将历朝历代的骈文精品汇总于一书；再如吴鼒的《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王先谦的《十家四六文钞》等，则是专选本朝名家名作。学者选择前代或当代的骈文名篇，汇成一集，本身就是在为骈文张目；另外，他们通过选本的序言、作品点评等多种形式，也可以充分发表对骈文创作中各个环节的理论见解。
其次，清代的骈文理论专著也非常可观。宋代学者开始用随笔或札记的形式对骈文发表评论，把这些评论汇集在一起，一般都称之为“四六话”。清代学者继承了这种传统的形式，虽然未必都叫“四六话”，性质上却没有什么差别。比如陈维崧有《四六金针》、彭元瑞有《宋四六话》、孙德谦有《六朝丽指》、孙梅有《四六丛话》等。
很多清代学者有意抬高骈文的地位。唐宋古文运动以后，古文成了文章正宗，苏轼曾经说，韩愈的古文具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在古文家眼里，骈文就是“八代之衰”的代表。但毕竟“物极则反”，古文也有盛极而衰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元、明以来的古文总是离不开程朱理学思想的束缚，总是喜欢空谈儒家义理和心性，没能在唐宋古文的基础上取得进步，所以逐渐丧失了吸引力，清代的文人学者转而又对形式华美的骈文发生了兴趣，满心要替骈文再次夺取文坛上的正统地位。清代中期的朴学家李兆洛和阮元，在这方面最为积极踊跃。李兆洛编选了《骈体文钞》，是要继承南朝萧统等人编纂《文选》的传统，扩大选择的范围和数量，目的就是同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编选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相对抗，甚至取而代之。李兆洛给他的这本书写了一篇长序，阐发《周易》中阴阳、奇偶相互为用的道理，在调和奇、偶的同时，把骈偶作为侧重点。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兆洛达到了他的目的，《骈体文钞》和《古文辞类纂》一样，都对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乎同时把两部书都给予再版，就足以说明两书直到今天还各自有其价值，还在共同发挥着作用。李兆洛之后，又有阮元更坚定地为骈文鼓吹，为骈文争正统，要数阮元的呼声最高。阮元写过《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四六丛话序》、《学海堂文笔对策》等一系列文章，大抵也是把《周易》作为理论根据，认为文章必得有韵，文章必得对偶，这才是“文”的本质特点。阮元的这些文章虽然理直气壮，却也不免把“文”的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抒情写景的名篇，既不押韵，也不对偶，如果不算“文”，就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但是阮元政治地位高，又是学界名流，拥有众多的门生弟子，一呼百应，一时之间的声势似乎也不在桐城派之下。
纵观魏晋南北朝到清代之前的中国文坛，散文、骈文总是在此消彼长的形势中向前发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到了清代，似乎就变成了东风、西风同时吹，骈文、散文各有一套，都在发展，这或许是清代文章的一个特点，应当说也是个优点。
我们把顺治、康熙时代算做前期，雍正、乾隆、嘉庆算做中期，道光以后算做后期，无论哪个时期，都可以说是骈文名家、名作辈出。毛奇龄、胡天游、陈维崧、吴绮是清初名家；邵齐焘、孔广森、汪中、洪亮吉、孙星衍、袁枚、杨芳灿、吴锡麒、彭元瑞、彭兆荪代表了中期创作的最高成就；王闿运、李详、孙德谦、钱振伦、张之洞、李慈铭等人则是后期名家的杰出代表。这些作家学习、效法的对象有所不同，在艺术风格上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毛奇龄、邵齐焘、汪中、洪亮吉、王闿运等作家学习六朝骈文，六朝是骈文刚刚趋于成熟的时代，风格比较高古，他们的作品也有这种特色。吴绮、陈维崧、袁枚、吴锡麒、钱振伦等人把唐代骈文作为效法对象，其中吴绮、钱振伦又专门学习李商隐。唐代骈文较之六朝骈文，对偶、声律规则更加严格，形式越发整齐，多少还有些板滞，这些作家大抵能够取长补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再如彭元瑞、张之洞专门学习宋人四六，宋代骈文汲取了古文的长处，句子大体上对仗，却比较明白显豁，没有前代骈文那么刻板，不过主要用于奏疏等行政公文。六朝派的骈文作家崇尚高古的趣味，在他们看来，唐代骈文已经不足取法，宋代骈文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从年代上看，清代中期的骈文成就算得上最高，这个时期的作家从数量上看也比较多，创作氛围显得最热闹。
说实在的，由于形式上的特殊要求，一般的骈文的确比较难读。我们这里不对清代骈文作家作过多的介绍，只给大家推荐一位堪称翘楚的人物——汪中。了解了汪中骈文的成就，清代骈文的精华也就领略了大半。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人。他与绝大多数清代学者不同，出身贫苦，通过苦学而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大学者。他七岁死了父亲，母亲在缝衣店干活来维持家人的生计。因为贫穷，汪中没有机会上学，就跑到书铺里去给人家当学徒，借着帮人家卖书的机会，刻苦自学，遍读经史百家。好在汪中天资很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虽然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的学堂教育，靠着在书铺里日积月累，竟也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
二十岁的时候，汪中补了诸生，到扬州安定书院进修。当时安定书院的主讲是大学者杭世骏，他对汪中的人品、学问和文章都极为赞赏，但汪中因为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并不愿意离开家乡扬州进京考试，所以一生都没有取得功名。扬州虽然地方不大，却是清代的文化重镇，这里相继出现过一大批造诣精深的一流学者，比如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刘文淇等，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风格，既不同于吴派学者的默守，也不同于皖派学者的专精，而是追求会通，以宽广的胸襟气度和学术视野为后人所称道，被称为“扬州学派”。汪中虽然早年没有离开过扬州，学问和视野却没有受到限制，大概主要得益于扬州浓厚的人文环境的滋养。
在清代，没有科场功名的人很难正式进入官场。可当时的行业远没有现在那么多，除了官场以外，文人没有多少出路，于是汪中就去给官员做幕僚。有学问而没功名，本来就是一种很压抑的事，汪中不仅有学问，还有才气、有性情，可偏偏只能给权贵做幕僚，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不说，还要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写文章也要用人家的口气，这又是一层压抑。平庸愚钝之人倒还罢了，有才情的人在重压之下往往都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平之气，难免要发发牢骚，要骂人。汪中大概比较喜欢发牢骚，喜欢当众骂人，所以得了“狂傲”的名声。学者卢文弨算是能够理解汪中的人，他说大家都说汪中狂，实际上他并不狂，意思是说汪中内心的痛苦并没有被世人所理解。
汪中历来被文学史家推为清代骈文家里的第一人。首先是因为文章风格高古渊雅，这是学问深厚的表现；其次，汪中的文章还充溢着一股不平之气，在其他清代学者的文章里面极少见到，这大抵是由他的坎坷遭际造成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汪中骈文中的不平之鸣，在众多清代文章家中显得特别耀眼。比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汪中四十三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自序》，诉说自己大半生的不幸遭遇，其中的郁郁不平之感，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南朝梁代的刘孝标也写过一篇《自序》，他把自己同东汉时代的冯衍相比，说是相同之处有三，不同之处有四。所谓三个相同点，一是高风亮节，二是生不逢时，三是家有悍妇。四个不同点是什么呢？第一，冯衍位高权重，自己却穷愁潦倒；第二，冯衍膝下有子，自己却没有子嗣，孤苦伶仃；第三，冯衍老当益壮，自己却年老体衰，如同风中残烛；第四，冯衍虽死，名声不朽，自己一旦亡故，则声尘寂寞，不会再有人知道。汪中的《自序》，也袭用了刘孝标的手法，不直接叙述生平，而是处处同刘孝标相比，从对比中显示自己的不幸之深。刘孝标之于冯衍，有三同四异，汪中之于刘孝标，则有四同五异，悲苦自然比刘孝标更进一层。正是因为文章所抒发的是一种不平和抑郁之气，所以文笔也显得挺拔、飞动，一气贯穿，毫无板滞之感。比如文中写他与刘孝标的不同之处云：
孝标生自将家，期功以上，参朝列者十有余人；兄典方州，余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顾影无俦。白屋藜羹，馈而不祭。此一异也。
孝标倦游梁楚，两事英王。作赋章华之宫，置酒睢阳之苑。白璧黄金，尊为上客。虽车耳未生，而长裾屡曳。余簪笔佣书，倡优同畜。百里之长，再命之士，苞苴礼绝，问讯不通。此二异也。
孝标高蹈东阳，端居遗世，鸿冥蝉蜕，物外天全。余卑栖尘俗，降志辱身。乞食饿鸱之余，寄命东陵之上。生重义轻，望实交陨。此三异也。
孝标身沦道显，藉甚当时。高斋学士之选，安成《类苑》之编，国门可悬，都人争写。余著书五车，数穷覆瓿。长卿恨不同时，子云见知后世。昔闻其语，今无其事。此四异也。
孝标履道贞吉，不干世议。余天谗司命，赤口烧城。笑齿啼颜，尽成罪状。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异也。
汪中的骈文，不限于效法一朝一代，而是广收博采前代骈文的艺术精髓，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色彩。学者刘台拱说汪中骈文能够“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这个评价是很恰切的。汪中有一篇《哀盐船文》，称得上是清代骈文的压卷之作。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十九日夜，江苏仪征沙漫洲港口停泊的盐船突然发生火灾，烟尘涨天，呼号动地，一夜之间，火灾毁坏船只一百三十艘，烧死、溺死一千四百多人。汪中把事故的惨状在这篇骈文里给予了真切、动人的表现。文中写道：
倏阳焰之腾高，鼓腥风而一吷；洎埃雾之重开，遂声销而形灭。齐千命而一瞬，指人世以长诀。发冤气之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当午而迷方，扬沙砾之嫖疾。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亦有没者善游，操舟若神，死丧之威，从井有仁，旋入雷渊，并为波臣。又或择音无门，投身急濑，知蹈水之必濡，犹入险而思济。挟惊浪以雷奔，势若济而终坠。逃灼烂之须臾，乃同归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