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本国地理的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余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弧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一个是毛子水，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兼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兼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浙江宁波人，期望得个翰林。楼的四角，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理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其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茅盾（1896～1981年）：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初，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编务工作。1921年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同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此后曾在上海大学等地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直接投身群众革命运动；参加国民党二大，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宣传部任秘书。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子夜》、《蚀》三部曲、《腐蚀》、《虹》等。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执行书记。1939年在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抵达延安，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地讲学。建国后，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
下
张申府则回忆道：
我在（北大）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楼上楼下各两大间，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一九一四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三十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张申府（1893～1986年）：中国共产党3位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哲学家张岱年之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与梁漱溟等成为至交。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17年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教预科数学和逻辑（3年后提为讲师），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教授杨昌济介绍来担任登陆室工友，在他领导下工作。又担任《新青年》编委，还是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团员；并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由他介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并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罗素、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西方进步思想家、科学家。1920年冬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黄埔军校、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
[附文3]永远看不够的未名湖
湖其实并不大，充其量一两百亩的水面而已，视野有限，风光欠佳；对于生长在南方或沿海的人们来说，譬如鄙人，看惯了八百里洞庭、见识了白茫茫东海，眼眸里它不过是个小水塘罢了。而且湖是个死水湖，另一个是胡哲谋，没有活源，光靠老天下雪或人工注水，与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泽国比，焉见杏花春雨？焉见杨柳依依？焉见草长莺飞？倒是时而飞沙扬尘，处处残荷败叶，令吾等不以为然。某位当代女作家在其一部获了大奖的著名小说中，竟用“水天一色”、“烟波浩淼”这样的俗艳之词来形容它，真是贻笑大方，也害得鄙人曾在多篇文章里奚落之：抑或没见过真正的大江大湖，孤陋寡闻；抑或用词不当，基本功太差。
但就是这么一片小水塘，仍让人永远看不够，也永远写不够，它的无穷魅力是来自人肉眼之外的。记得多年前，我从南方跨长江、过黄河，“蹩”进京城，在离它不远的另一所名校念书，每逢周末、假日、晚上，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总要一个人瞅空来这儿走走、看看，感受它的博大、厚实、宁静与典雅。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或者，有外地、外校的老乡、朋友来访，我第一站也要陪他们到这里来徜徉一番，与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后来我回到了南方工作，每逢进京办事，行色匆匆、风尘仆仆，但再忙也得挤出时间，打个的，赶往这儿旧地重游，把脚步放慢，不计早晚地到处走，见物是人非、思绪翻飞，未免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就又到了这湖畔，留足了时辰，信步四顾，最后竟然拐弯抹角地去了湖后的林子里。那儿隔绝了围墙外的车水马龙、林子外的喧嚣物欲，他的叔父为之不悦，只有一排排老式平房，掩映在目光的前方，旁边是虬曲的枫杨、干枯的池沼、蜿蜒的小径、昏黄的路灯，它们全肃穆于朦胧而又幽远的星空下，是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古朴。偶尔传来一两声蛙鸣、蝉吟、鸦喳，却显得更清寂、沉静。这哪是在繁华的现代都市间，分明像一座偏远的村庄。我当时便是这样想的：“将来若有一天能老死于此，这一生也无憾矣！”
在这个小湖边，曾上演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曾留下过许多英杰的足迹，曾为许多名篇佳作所抒述。湖虽小，本校的才子才女们却感其精髓而喻之为“一片海洋”，“诗人们住在它的水底沉思”。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一段凄美爱情，发生地也是在这。耄耋学者季羡林多年来一直栖身于此，其《清塘荷韵》即是为它而写的一篇美文。再早些，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哲学家冯友兰、经济学家陈岱孙、国学宿儒张岱年、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一大批学术泰斗就住在附近的燕南园；再早些，当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到湖滨漫步时，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们马上停止其高谈阔论，噤若寒蝉一般；再早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堪德加·斯诺仙逝后，遵其遗嘱，让他长眠在对岸的茵茵花木处；再早些，陈独秀、李大钊们曾在这里激昂陈词，毛泽东、邓中夏们曾在这里博览万卷，鲁迅、沈从文们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再早些，“五四运动”的熊熊圣火也是最先从这里燃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学何谓，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孔老夫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日夜涌动不息的湖水，具有非比寻常的灵性，浙江江山人，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这是文艺创作、文化探究得天独厚的极佳条件，所以才有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派”诗人，也才有优美得令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的《瓦尔登湖》（梭罗的原作与徐迟的翻译堪称珠联璧合）。未名湖虽小，湖水虽浅，却依然灵气横溢，内涵博雅。湖光塔影中有遏抑不止的才情，荷塘月色里有丰厚静远的学养，它源远流长，继往开来，就像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汩汩滔滔，咆哮前行，又哪里看得够呢？
唯其朴素而伟大，唯其沉静而伟大，唯其陈久而伟大，这就是未名湖之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