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清华先后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学术大师，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赵元任、李济、陈岱孙、闻一多、曹禺、梁实秋、李健吾、夏鼐、杨绛、金岳霖、潘光旦、冯友兰、费孝通、徐仲舒、高亨、王力、姜亮夫、谢国桢、季羡林、吴晗、钱钟书、张荫麟、何炳棣、杨联升、李学勤、许国璋、王铁崖、胡乔木、乔冠华、于光远等。
在自然科学方面，清华培养的人才同样是济济多士，他们中有竺可桢、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熊庆来、华罗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周光召、高士其、姜立夫、段学复、张子高、杨石先、梁思成、杨廷宝、吴仲华、林宗棠、张光斗等。
除此之外，清华还培养了大批治国之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前任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国务院副总理黄菊、曾培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等均为清华毕业生，300多位省部级干部毕业于清华。
清华著名校友名单（包括西南联大、包括曾在清华工作的）：
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蒋廷黻、陈岱孙、潘光旦、费孝通、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冯友兰、李方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沈有鼎、施士元、刘节、刘崇、杨树达、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梁实秋、吴晗、季羡林、钱钟书、张岱年、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殷海光、杨联升、何炳棣、李学勤、傅璇琮、夏鼐、钱端升、萧公权、萧涤非、余冠英、吴祖缃、林庚、钱思亮、张奚若、罗隆基、王铁崖、陈鹤琴、李健吾、杨绛、铁崖、英若诚、端木蕻良、于光远、李健吾、张骏祥、曹禺、洪深、穆旦、胡风、端木蕻良、吴国桢、俞国华、张民觉、王浩、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英若诚、胡适、竺可桢、茅以升、侯德榜、叶企孙、张子高、吴有训、顾毓琇、刘仙洲、萨本栋、周培源、熊庆来、华罗庚、周光召、钱三强、钱伟长、王淦昌、王大珩、赵九章、邓稼先、朱光亚、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叶笃正、杨石先、钱思亮、陈鹤琴、高士其、杨廷宝、吴仲华、郑哲敏、邹承鲁、吴征镒、陈克恢、孙立人、胡乔木、乔冠华、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李刚
第十二，清华园是求学成才的最理想之地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清华大学主体校园面积近6000亩，其林木俊秀，芳草依依，道路宽阔，气势磅礴。
这里曾经是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的一部分。皇家建筑的尊贵气度、西洋建筑的诗情画意、苏式建筑的雄伟庄重、现代建筑的简洁典雅，融会在清华的校园中。
山水花木衬托着各式建筑，是风景秀丽的清华园的特色，形成了优美、安静、宜人的育人环境。清华目前已建成环保生态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大学。绿化覆盖率超过50%，园内树木近20万株。目前清华的植物种类和数量，在北京市仅次于北京植物园。工字厅、水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近春园、理学院、主楼前、北院等新老景观，处处宜人。参访者赞誉道“清华总是大手笔！”
清华还拥有国内最好的住宿、教学环境，最先进的校园设施系统和最完善的体育锻炼设施。清华的校园建设水平已成为国内大学共同学习的典范。
清华，在她成长的早年，是国运衰败中的一个希望，一个梦想！
清华，在她辉煌的今天，是莘莘学子希望与梦想的摇篮！
清华，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清澈蜿蜒的万泉河、贵族气息的工字厅、洁白神圣的二校门、高雅华贵的大礼堂、繁茂如茵的大草坪、古朴精致的清华学堂、宁静清灵的荷塘月色，让多少学子为之终生无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勤奋而又睿智的清华学子，在这里度过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金色年华。
[附文3]学子写师尊
比如刘文典先生：“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作者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学子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附文4]梁实秋琐忆
著名作家梁实秋回忆自己当年在清华园的学习和生活：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琇、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2、1911年B：“更为中国化”
沪江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今上海理工大学等校的前身。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浸会是一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期间他们达成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此前这两个差会对从事教育这样的副业不甚热心）。
1906年，他们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浸会神学院，校长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博士；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1911年两部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杨树浦西北岸的一块荒滩地），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