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校长记(“民国大学与大师”丛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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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1919~1936年:鼎盛(11)

法商学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将大仆寺街进士馆改为法政学堂。民国元年合并法政、法律、财政3校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邵章首任校长。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江庸任校长。民国十四年拨顺城街虎坊桥参、众两议院旧址为校舍,大仆寺街原址设预科。民国十五年解散中俄大学,收编该校学生为俄文政法系。民国十七年北平大学成立,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谢瀛洲任院长,设法律、政治、经济3系。民国二十三年合并商学院,改组为法商学院,白鹏飞任院长。

女子文理学院是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子高等师范而成,最初校址在石驸马大街原女高师旧址,后租朝内大街孚王府,俗称九爷府为院址。民国二十年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后确定办学规模五系二专修科。5个系:哲学系、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化学系。2个专修科:音乐、体育。

另外,后来北平大学在李阁老胡同还有本部,也有不少学生。

因此可以看出,所谓“北平大学”是庞然大物的多元复合体,但其组织又是松散的,矛盾也是很多的。在它由成立到结束的不到十年中,闹过许多学潮、新闻。

先引一小段文献。1931年8月31日,刘半农先生写的《五年以来》一文中道: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得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还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是北洋政府的最后阶段,在武力上,皖系失败,直系疲敝,奉系较强。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势的时期,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宗昌为奉第二军团长。直系王怀庆为京师卫戍总司令,处决京报主笔邵飘萍、递捕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刘半农编副刊,为此也离家躲了起来……总之,文化事业奄奄一息,十分恐怖。

所谓“国立九校”,就是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这9所学校都由教育部拨款,因而谓之“国立”。其时尚有以“庚款”为经费的清华、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交通部办的交通大学、财政部办的税务专门学校等。这些学校各有专款,只叫“公立”或“部办”,而不叫“国立”了。清华也是直到后来才加“国立”2字。

张作霖于1927年6月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从北沟治顺成王府设立大元帅府,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就职,俨然国家元首自居。因为他是想要作“大总统”的,先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称为“大元帅”。潘复在张宗昌、孙传芳推荐下组阁,任内阁总理,外交王荫泰、内务沈瑞麟、财政阎泽溥、教育刘哲。

这时张作霖下了一条特殊命令让刘哲执行,就是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以刘哲兼任校长,以胡仁源、张贻惠、毛邦伟、孙柳溪、林修竹等为各院院长。他们宣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使用白话文、禁止学生集会请愿、教员缺课要扣发薪金、处罚学生可用戒尺打手心等等。

北京学界一时笼罩在武装力量压迫的阴云之下。著名学人纷纷离京南下,或出国考察。林语堂、鲁迅等人早在1926年夏、秋间已先后离京。胡适也已出国。

顾颉刚1927年也已到了广州中山大学,4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道:

“从仰之处知道先生将于四月底到上海,此信到时,想来先生已归国了。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

可见当时北京学界的情况。张作霖作大元帅时,也正是北洋政府政治穷途末日、财政极端困难时期。他手下大将、“长腿将军”张宗昌霸占山东、直隶(河北)两省,1927年不到一年用去5000多万银元军饷,都是用公债、地亩捐、直鲁军用票从农村敲诈来的,只供他挥霍,而兵士们照样欠饷。张作霖的内阁只有80万行政费,他的总理兼财政总长把财政部人员裁撤到只剩下20人,成为笑话奇谈。

在行政费这样紧的情况下,“国立九校”不合并没有钱,合并了还是没有钱。经费名义上有,但无钱发,只是“欠”着。这就是刘半农信中所说的“国立大学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的实际情况。

经费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洋政府后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官僚贪污,钱都被打仗和贪污弄光了,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丝毫没有保证。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张作霖大元帅作不成了,匆匆离开北京回东北老家,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南京派阎锡山军队接管京、津,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北京各学校的经费更无人来管。直到1928年七八月间才把经费来源具体落实,即李石曾与宋子文谈判商定:由天津海关和长芦盐务署按月拔30万元,经北平各大学作为固定经费。这样直到“七七事变”,北平几所国立大学的经费才得到较长时期的保证,但这是与北平大学的建立有直接关系的。

在北伐军于长江流域节节胜利时,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即筹划,如何在军事胜利之后取得北方教育大权。他便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仿效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

李石曾名煜瀛,“石曾”是字。他是清代同治帝老师李鸿藻第五个儿子,清末留学法国,加入同盟会。他在法国办过“勤工俭学会”、“里昂中法大学”等,在政治上、教育界,以及兴办各种事业上均有一定声望。北伐时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于1926年6月间,他先设立了“大学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请了一些只发干薪,不必上课、上班的教授,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鲁迅日记》1928年1月31日记云:“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

同年6月,李石曾与易培基提出建议,改北京大学为中华大学,分设文、理、法、工、农、农6个学院,北上接国立九校。后因北京大学师生坚决反对,通电抗争。李石曾又建议:因北京已改称北平,便应改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后又确定全国划4个大学区:北平、江苏、浙江、广州。以北平、天津、河北、热河为北平大学区范围。大学本部总管全局,管理各高校,各校合并统一称为北平大学,下设学院。

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校长李石曾,副校长李书华,先是萧瑜代理秘书长,后来由成舍我任秘书长,以上这些人选,不少都是留学法国的。

以上是北平大学最早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但这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遭到强烈反对,不久就同大学区的实施失败一样,被迫取消。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护校成功,脱离北平大学自去恢复各自的老传统。剩下其它一些学院,仍用北平大学的名称,但因各自原是独立的,自有其历史及人事基础,勉强合并在北平大学的名义下,是困难重重、矛盾百出的。其中有几件闹得比较严重的事。

一是女子文理学院和法学院的争校舍案。

1925年5月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反对校长杨荫榆闹得不可开交。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将其改设女子大学,布告云:

“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业经令行停办,派员接收到案,本部现将该校改设女子大学,筹备处正在积极进行……”

在女子大学开办的同时,一方面女子师范大学有教授和学生联合抗争,组织校务维持会,仍然继续其名称,一度在宗帽胡同租房子临时上课,后又回到石驸马大街原址。这时章士钊等人已下台。但另一方面女子大学又不肯让步,一些学生反抗女师大,两次呈请警察厅驱逐女师大,发表宣言要索回校址。

这样在1926年、1927年之间,北京就有两所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到北平大学时代,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并入师范大学去了,女子大学就成了问题。经过请愿交涉,也是一次风潮,最后取得不拆校、不并校,保持原组织的胜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女子学院”一文中记这一段史实道:

“因为女子学院乃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它的前身实在即是章士钊、任可澄在女师大的废墟上办起来的那个女子大学。……北京旧有的学校也经过了一番改组……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地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都很反对,而且有些人在国民党政府里颇有势力,所以这种气势是不可轻视的。因此北京男、女师大及以农工各专科已经次第开学,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院长不能到院倒已罢了,中间却有第三者也吃了亏,这便是预备着归并到北大文理两院里去的旧女子大学学生了。因为当时有历史的关系,既然不能把她们并在女师大,只得将她们分为文理两组,并合到北大里边去,现在北大不能开学,所以她们也连带的搁了浅。新院长聘定刘半农为国文系主任,温源宁为英文系主任(余从略),预备先办文学分院,给她们上课,校址设在西城根的众议院旧址。但是刘半农辞不肯就,张凤举和我商量,叫我代理半农的主任职务,安排功课,我就答应了。随后半农给我打电话来,说女子大学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怎样给他们去当主任?责备我不应该去;我当即答复他,从前虽然女子大学,可是现在改组了,我们去接收过来,为什么去不得?我还劝他自己去,可是他还是不同意,但是没得话说了。后来他究竟去做了女子学院的院长,可是并不固执原来的意见了。这个机关起头叫作文理分院,里边两个院主任,分治其事,随后在保存北京大学后,作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又改为女子文理学院,但那时我却不在那里了。

“文理学院的开设是在众议院旧址,那就是后来法学院的第一院,可能是一时借用的,可是法学院一再要求归还,因为难找到适宜地方,迁延下来到第二年春天,那即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也就是五四年的十年了。法学院终于打了进来,武力接收了校址,教员们也连带的被拘了小半天,给我有写一篇愉快的散文的机会。而学校却因祸得福,将破烂的众议院换得了一座华丽的九爷府,本是前清的旧王府,后为杨宇霆所得,女子学院由杨家以廉价租来的,至今岿然在朝阳门大街的北边,是科学院的一所办公地址。担任过女子学院院长的有经利彬、刘半农、沈尹默,那是以北平大学校长兼任的,最后是许寿裳,随后这学校即就没有了。”

当时法政大学武力接收女子学院占用的众议院,似乎收复失地一样,是十分热闹的一件新闻。周氏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专记此事,写得十分有趣,无冲淡风而有辛辣味,是苦雨斋另一种风格的文字。当时被拘的教员除周氏外,尚有沈士远、陈达、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濬济、王仁辅、溥侗,以及唐赵丽莲、郝高资二女士。这些人因被无理拘留,还特地去质问过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但无论怎样逼,也没有一句负责的话。如同泥塑木雕的菩萨,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毕恭毕敬地陪着,到深夜而无倦容,涵养功夫是十分了不起的。年代久远,早成历史。当时被拘的人,现在均凋谢殆尽,鲁殿灵光。

其二是,在女子文理学院被武力接收校址事件而外,尚有俄文专修馆的一次波澜。这原是外交部办的一个学校,并入平大,开始仍叫原名,学生反对,要求升为学院,且反对李石曾派来的段憩棠接收,也闹罢课,天天派代表请愿,闹到深夜,最终获得解决,改称为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后来也没有了。至1936年、1937年之际,只有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了。

当时除军阀之外,还有学阀的名称,即凭借教育界的势力,掌握一些学校,操纵一些教员、学生,形成力量,兴风作浪,你争我斗。北平大学是几个不同学校的组合体,所以大小争斗的事件更多。

1932年6月间,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有几句道:

“说也好笑:今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有人卒然问曰:北大闹学潮了吗?怎么忽然登《晨报》停止招生呢?我闻而大惊,索《晨报》阅之,果见大学广告,因有某君先入之言,竟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平’字熟视而若无睹,以至急急忙忙地打电话问你,岂不可笑!实在也因为这两天我心乱急了,愤慨极了。常常想:平大要轰沈尹默,干师大底事;师大要易寅村等人做校长,又干平大底事!师大要易与平大驱沈,又干北大底事!而他们竟联合战线的那样闹,实在可恨之至……我只希望北大永保其不牵入此无聊之学潮中……”

从钱玄同的信中,亦可见当时北平大学之混乱了。这种情况到1934年、1935年之后,相对稳定一些了。当时在国立各大学中,平大比较好考一些,在1935年时,其在校人数是:李阁老胡同北平大学本部学生1600余名,和平门外后孙公园医学院120多人,阜外农学院220多人,国会街法商学院510多名,端王府夹道工学院280多人,女子文理学院人数不详。

北平大学的几年中还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七七事变”之后内迁到西北,抗战胜利,未能复校。工、农、医三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先修班,文化古城和北平大学均已成为历史名称了。

18、1928年B:不事奢华

安徽大学坐落于全国主要科教基地之一的安徽省会合肥市,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校园景色秀丽、环境优美。学校不事奢华,就像黄山一样淡雅、低调。

她原名安徽省立大学,在19世纪末敬敷书院和20世纪初创办的安徽高等学堂基础上,1928年创建于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市,8月开始招收预科生,标志着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930年6月更名为省立安徽大学。1937年,因日军入侵被迫西迁,并曾一度停办。1946年复校,定名国立安徽大学。姚永朴、刘文典、王星拱、陶因、陈望道、丁绪贤、郁达夫、周予同、吕思勉、章益、周建人等均曾在安徽大学执教或主持校政。1949年12月迁至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恢复校名安徽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安大部分系科调往华东地区有关院校,同时调入一些系科,设师范、农学两个学院,并于1954年2月分别独立组建安徽农学院(今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建制取消。1956年起,在合肥筹备重建安徽大学,1958年恢复招生。重建以来,安徽大学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