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胡适交谈之后，便检出徐志摩所有的来信再翻阅了一遍，这才逐渐看清楚了这位浪漫诗人。她请老大哥转告徐志摩，希求彼此谅解，用徐志摩常说的话就是，“让过去的算过去的”，“不必重提了，永远纪念着”。
而林徽因与梁思成，这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彼此日益依恋，感情弥笃。不幸的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5年猝然身亡。这对林徽因，不异于晴天霹雳，她和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又担心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故难以专心在美国的学业，渴望立即回国，却遭到母亲和梁启超的劝阻。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林徽因又考虑到先在美国打工1年，自己解决留美经费；结果仍然未能得到梁启超的同意。林徽因具有独立的性格，见如此受到梁家恩惠，她不能不感到寄人篱下的懊丧。此前她从未产生过忧患和屈辱的意识，现在才真切感受到了立足社会的压力。
几天后梁启超就着手兑现，致信问梁思成：“林徽因留学费用还能支撑多少时间？”嘱他立刻回告，以便筹款及时寄到。当时，梁家的经济也并不宽裕。梁启超准备动用股票利息解难，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已把林徽因提前纳入为家庭的一员了，对徽因多了一份舔犊之情。在给海外子女的信中，他牵挂着孩子们：“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在梁氏一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林徽因终于走出了痛苦和困境。
1927年9月，林徽因结束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获得美术学士学位，4年学业3年完成；同时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半年，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学生。这年2月，梁思成也完成了宾大课程，获得建筑学士学位；为研究东方建筑，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半年之后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翌年2月，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便开始了蜜月之旅。
早在1927年底，梁启超在国内为海外的梁思成、林徽因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遵照梁启超的吩咐，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婚大礼，3个月后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他们选定3月21日，为的是纪念宋代建筑家李诫——这一天是宋代李诫碑刻上留存的日期，也是关于李诫资料中唯一的日期。几年后，他们的新生男孩又取名为“从诫”。曾经阻挠他们婚姻的大姐梁思顺倒成了婚礼的操办人，她丈夫周国贤此时正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他们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在教堂里行仪，而是将婚礼改到了总领事馆。
林徽因纵然受了近4年的美国文明的熏陶，看上去似乎相当洋气，可她的骨子里仍流淌着中国的血脉。在人生的这一重大时刻，她的思绪还在遥远的故国。因此，她不愿穿一身白纱，照行完全西化的婚礼。渥太华找不到鲜红的凤冠霞帔，她便自己缝制了一套东方色彩的婚服，领口、袖口都配上宽条彩边。在婚礼上，她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饰有嵌珠的头饰，左右垂下两条彩缎。参加婚礼的记者，把梁、林结婚照登上报纸，引起当地的一阵轰动。
【名家小传】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福建闽候（今属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师、建筑学家、作家、新月派诗人之一。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桥梁建筑专家。上世纪30年代初，她与夫婿梁思成一道，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同时，她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其中代表作为小说《你是人间四月天》、《九十九度中》等。
她出生于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派人物。1916年，因其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其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攻读建筑学的志向。1924年6月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同赴美攻读建筑学。1927年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他们夫妻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另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并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1950年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1955年4月1日清晨去世，年仅51岁。
赵忠尧：他本应在留学期间就获得诺贝尔奖
1927年，清华大学教员赵忠尧，告别已70岁高龄的老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郑统英，靠自筹经费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来到大洋彼岸之后，他考入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该校校长、192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密立根教授起初给赵忠尧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并直接指导他的研究员告诉他：“你只要测量这个光学干涉仪上花纹的周年变化，就可以在2年以内得出结果，获得学位。”
“不知天高地厚”
听了密立根教授的话以后，赵忠尧沉默了。他觉得，这样的研究过于简单。他只身涉重洋来到美国，并不只是为了一张博士文凭；而是要学到真本事，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圆自己的科学救国梦。他请求密立根教授，能否可以更换一个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题目。
当时学校有个惯例，导师给什么题目，学生就得做什么。密立根教授尽管感到意外，显得不高兴，但过了一些时候后，还是给他换了一个“硬Y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
这位从1916年开始就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密立根，说惯了官场的客套话，实际上是不容赵忠尧再考虑的。偏偏赵忠尧又过分老实，再加上心高，还嫌这个题目简单，竟回答说：“好，我考虑一下。”
密立根教授一听，不禁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嚷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
看见导师严厉的目光，赵忠尧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的研究。
多年后，赵忠尧在谈起这件事时说：“回想起来，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个题目，不仅能学到实验技术，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这一点，我在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
说来有趣，过了许多日子，在赵忠尧的博士论文交教授们评议时，密立根还翻出旧账来当笑话讲：“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他还说要考虑考虑。”惹得教授们哈哈大笑。
不过，这笑声是善意的，赵忠尧的论文在评分时得了优等。
埋没了60年的伟大成就
接受了密立根教授安排的题目后，赵忠尧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当中。实验室里工作异常紧张，他常常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则熬夜取数据。夜间，必须每隔半小时测一次数据，只能让闹钟半小时闹一次，以获得断断续续的短暂睡眠。
留学并没有使赵忠尧洋派起来，他衣着朴素，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甚至连跳舞也不会，只是一个心眼学习和研究。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赵忠尧终于从实验中了发现奇迹：当选定的硬Y射线通过重元素时，那个用于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公式出现了偏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常现象”。赵忠尧将研究结果整理成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的预期不符，密立根不敢相信。3个月后，密立根迟迟不表态。
无奈中，赵忠尧只好求助于直接辅导他的鲍恩教授。了解实验全过程的鲍恩，终于说服了密立根。赵忠尧的论文，在1930年5月15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接着，赵忠尧取消了渴望已久的暑假旅行，又一头钻进实验之中。此年9月，赵忠尧发现，与“异常吸收”同时存在的还有“额外散辐射”；故又写出题为《硬Y射线的散射》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
与赵忠尧同为密立根教授博士研究生的安德逊，此时正在赵忠尧的隔壁做论文，他对赵忠尧的实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1932年，安德逊因发现正电子径迹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时，人们才认识到：赵忠尧才是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没的人。
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西方某些学者却肆意抹杀赵忠尧的贡献，歪曲这个结果长达60年之久。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杨振宁教授花了大量精力收集分析资料，于1990年在《国际现代物理杂志》上著文，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杨振宁在列举史实后，非常愤慨地说：“这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要写文章纠正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丁肇中教授也曾动情地说：“要不是赵教授在30年代对正负电子湮没发现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就不可能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前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第一台加速器的诞生
在中国科技大学，至今仍保存着由赵忠尧主持建造的中国最早的加速器——7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起步，及培养核物理研究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周培源教授称为“我国核物理的鼻祖”的赵忠尧，为建成中国的加速器梦寐以求，历尽艰辛。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赵忠尧学成归国之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他和张文裕教授合计，要在国内开展核物理研究，刚开始时起码要有一台加速器。于是，他们跑了2年杂货摊，除了找敲水壶的工匠制作了一只铜球，搞到一点输送带，建了一个架子外，其他一无所获。最后，在战乱中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多少有些天真的计划。
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试验。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推荐，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此后，他再去美国，便利用中央研究院汇去的少量经费，购买国内难以买到的加速器部件；连同几年来先后采购的实验器材，准备运回祖国，以实现他20年前的那个梦想——正负电子对撞。
不久以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加速了赵忠尧回国的进程。赵忠尧利用1949－1950年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30多箱器材从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仓库中取出，办理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1950年6月，赵忠尧设法登上“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可一上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找麻烦，扣留了他最宝贵的物理书籍和期刊。
船到日本横滨，他和另外两个从美国回来的人，被美军便衣叫去搜查，说他携带“原子秘密”回国，工作笔记等物品被抄走，连一块普通肥皂也要拿去检查。尽管什么也没查到，赵忠尧等3人还是被戴上手铐，投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
此时，蒋介石的驻日代表前去充当说客，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来电邀他前往教书，但都被赵忠尧严词拒绝。无论多少次审讯，赵忠尧对所谓携“原子秘密”回国的罪名一概否定。后来，美国军警把赵忠尧带向刑场“陪斩”。赵忠尧宁死不屈，坚信谎言终将破产。1950年10月，美国政府慑于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只好退让收场。
赵忠尧终于恢复自由，并于1951年初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他肩负开创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使命，利用千辛万苦从美国运回来的器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并于1955年终于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赵忠尧多年来的科学梦想，终于在祖国实现了。
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他精心挑选师资，具体落实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专业教材，亲自编写讲义，并讲授《原子核反应》课程；并将1955年建成的加速器运到学校，进行实验和培养人才。他悉心培养的我国几代科技人才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国家大科学工程的开拓者与重要骨干。
【名家小传】
赵忠尧（1902—1998），浙江诸暨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周培源教授称为“我国核物理的鼻祖”。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并进入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同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并进行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大猷：照料重病爱人而功课依然辉煌
吴大猷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是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得意门生。他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也享有盛誉。而他与阮冠世在留学期间的爱情故事，也被人们传为美谈。
历尽千般苦，伉俪同留学
1929年，23岁的吴大猷从南开大学研究院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他的导师饶毓泰教授身在德国留学，还惦记着这个优秀的学生，希望他能够继续深造，并一直为他寻找机会。终于在2年后，饶毓泰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合推荐吴大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奖助金，赴美国留学。
吴大猷兴冲冲地跑去女友阮冠世那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很快，阮冠世也拿到了纽约州一所女子学院的奖学金。一对恋人终于一起踏上了前往异国的轮船。他们想起之前的那些磨难和曲折，不禁感慨万分。
那是吴大猷上大四的时候，他对甫入校门的阮冠世一见钟情，喜欢上了这位秀外慧中的姑娘。但是苦于无法表达。过了一段时间，正巧吴大猷受聘给一年级新生上实验课，终于给了他一亲芳泽的机会。阮冠世也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师兄和年轻教员很有好感，两人很快就情投意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