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别看它表面自由、轻松，却有一套严格的考试制度。按照巴黎大学的规定，20几门主课，考试每通过一门就可得到1张文凭，考取3张文凭就可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但是，由于课程很深，考试繁难，要得到一张文凭，不累出几身汗、脱掉几层皮是不可能的。
巴黎大学一年举行2次考试，一次在夏季，一次在秋季。严济慈到巴黎时，正赶上夏季的考试，他立刻报名参加了高等数学考试。因为他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故考试非常顺利，成绩被计为优等。他在巴黎大学还未上课，便取得了第一张文凭，这也算是学校送给他的第一份见面礼吧。而这也使这个黄种人得到了白种人的刮目相看。
巴黎这个号称“花都”的欧洲名城，有令人销魂的花花世界；有令人赞叹的艺术宫殿；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物质、情色诱惑。可是，我们的严济慈却对这一切毫无感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身在巴黎，竟不知繁华为何物。几年时间里，竟然连卢浮宫的珍藏是何等的辉煌，塞纳河的良辰美景是如何的销魂，全然不知。他没有跨过塞纳河桥一步，河这边是他所在的清苦的拉丁区，河那边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多年之后，在北京东兴楼饭庄的一次宴会上，刚从巴黎游历回国的胡适先生感慨地说：“巴黎为灯红酒绿之地，哪里能读书？”在座的严济慈接上话茬：“你的话不错，但我要补充一句，也只有在巴黎读书的人，才是真正能读书的人。”胡适一听语塞，立即起身，双手作揖，歉意中含有钦佩。
他当时住在拉丁区冈姆路一家名叫伏尔泰的小旅馆的五层楼上。旅馆离巴黎大学很近，走路不过5分钟。身居闹市的严济慈，过着有规律的、单一的四点成一线的生活，每天从旅馆到教室、图书馆、试验室，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孜孜不倦地钻研，消化思索探求，以中国人的顽强毅力，刻苦攻读，摈弃了一切无为的社交和青年人应该享受的娱乐。由于生活拮据，他每天只能吃最普通的面包，面包夹着卷心菜的最廉价的三明治，以及其他素食。但他那早起晚睡的有规律的生活，反而让他的身体更加健康。
严济慈在给自己的恋人张宗英（“五四运动”时期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东南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中唯一的女性）的书信里，经常“汇报”自己的经济状况：3位恩师一直给他寄钱；在最初的一年里，3位先生一共资助他780元，占全部费用的3／4左右。当时何夫人旧病复发，且极其严重，但何先生并没有中断对严济慈的接济和帮助。
严济慈告诉未婚妻说，自己决不能乱用一个钱；而且要时刻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这些恩师们？有时，他还将某段时间的账目清楚地排列出来。在1924年9月2日写给张宗英的一封情书中，他就列出了从1923年12月到1924年5月接收的汇款情况，账单中的“何师”指何鲁，“熊师”指熊庆来，“胡师”指胡刚复，“爱”指张宗英，“方”即法郎，“元”即当时中国的银元。这可是算是一封无比特别的情书了。
1年的时间转眼过去，巴黎最迷人的夏季又重新到来了。严济慈以他勤奋的学习、扎实的基础、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知识储备，创造了巴黎大学建校以来的奇迹。他仅用1年时间，就考得了巴黎大学的3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巴黎大学的学生，1年能考取1张文凭，就算是不错的了。因为，每一门主课不光是笔试，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试验课的考试，考察实际操作能力和熟练掌握知识的程度。数学的第二次考试侧重应用题。客观地说，笔试题目知识面广、问题深，要想及格，难之又难。那次报考的，仅物理系就有1000余人，最后取得文凭的只有200多人，及格率为1：4。严济慈以自己的刻苦好学和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3门主课的考试，其中普通物理成绩是最优等，其它2门是优等。在进行普通物理学的口试时，主考老师、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满意地对他说：“先生，你的试卷是最优秀的！”
严济慈，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不苟言笑、衣着朴素的中国青年，一夜之间名扬整个巴黎大学。在此之前，法国并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效力。可是，从严济慈起，法国开始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
师从法布里教授，攻破国际大难题
不久，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严济慈，给夏里·法布里教授写了一封态度非常诚恳的信件，希望能够得到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进一步指导。教授很快给他回了信，信中说他很快要去过暑假了，10月以后，请严济慈到他的试验室来报到。这封回信，决定了严济慈的一生的命运。
在预定的时间里，63岁的夏里·法布里教授，在自己办公室会见了严济慈。交谈中，当教授知道这位中国学生才来法国1年多，就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非常吃惊，亲切地问他：“你以前做过研究工作没有？”严济慈非常老实地回答道：“没有。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了法国。”教授满意地看着这位青年人，爽快地说：“年轻人，你可以留在我的试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法布里不仅为严济慈选择了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题目，而且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按照常规，下班以后，试验室里水、电、煤气都停止使用；大门钥匙也由看门人保管。但对严济慈例外。甚至连做试验的化学药品、感光材料，只要他填一张申报单，便马上有人给他送来。
而严济慈也不愿辜负恩师的期望，一头扎在实验室里搞实验、做研究。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周末”这两个字，有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每天清晨，他带上几块面包走进实验室，直到半夜以后才回住处。巴黎的严冬，试验室里的法国科学家们，忙着和家人团聚，过圣诞节去了。而他却呆在冰窑似的试验室里，通宵达旦地试验。有时候实在累了，他便把头埋在自来水管下，冲冲袭来的倦意。法国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同事们看他孤身一人，便在周末休假的时候，盛情邀请他到郊外别墅去度周末。固执的他，婉言谢绝了。
成功的旅伴，就是辛勤的劳动、艰苦的探索。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有过一句名言：“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严济慈把这句至理名言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支配了他一生的治学道路。
早在188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就共同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还研究了晶体和物理现象的因果之间的对称关系，提出了世界公认的居里对称原则。但是，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该如何从实验上测出它的数据，进一步验证它的存在，这是长达40年无人解决的难题。严济慈被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迷住了。他食不知味，像着魔似的，苦苦地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严济慈终于找到了一把精确无比的尺子，这就是单色光！神奇的光，无所不在的光，千变万化的光，魔力无边的光，使他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指点他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规律。严济慈用单色光为尺度，测量晶体通电后的体积变化，终于揭示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这个不解之谜。
难题解开了，他可以写论文了。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其内容比原来夏里·法布里教授给他的题目《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又有了更大的扩展。按照法国的规定，申请国家科学博士的一级论文，必须在公开答辩1个月之前交给所在大学，由学校印100本交给有关专家学者审查。严济慈能否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就看他的研究成果能否被专家们审查通过了。
和往常不一样，非常沉着、冷静的严济慈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在焦急中等待。一天，法布里教授突然把严济慈叫到一旁，十分和蔼地问他：“严，你的论文是否急于发表？可不可以写一两个定期？”严济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说：“当然可以。”导师很满意他的回答，没有再问下去，便转身离开了。
教授走后，一向性格稳健的严济慈，竟急不可待地把刚才他们俩之间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法国同事们，并问：“这是怎么回事？”谁知，同事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报以善意的微笑。令他不解的是，大家好像是事先串通好的一样。其中一位同事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友好地说：“别急，耐心等着吧。过一两个星期你就会明白的！”
原来，他的导师夏里·法布里教授新近刚刚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法国科学院每个星期一下午举行的院士例会上，照例是要宣读论文。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法国科学院例会上，宣读的论文竟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一方面说明法布里教授大度的胸襟和对后辈的提携，另一方面也说明严济慈的科研成果确实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论文宣读完毕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高度的评价、众口的称赞。更特别的是，这是历史悠久的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
第二天，《巴黎晨报》第一版便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国学者严济慈”的醒目照片。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振，成为巴黎学界的新闻人物。
1927年6月，在巴黎大学庄严的小礼常里，严济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与居里夫人的交往
在留学法国的日子里，严济慈与著名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女婿有过多次交往，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居里夫妇在1904年因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钋和镭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巴黎大学聘居里先生为教授，居里夫人为其实验室主任。但不幸的是，居里先生于1906年死于车祸。39岁的居里夫人，毅然继承了丈夫生前未尽的事业。1911年，居里夫人以制成金属纯镭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居里夫人建成镭学研究所，与其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一道，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而获得193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人一家4人3次获得诺贝尔奖，在世界科学史上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奇迹。
严济慈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精确测定居里先生和他哥哥雅克·居里发现的压电效应的反现象的系数。1925年，严济慈来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向她借用居里先生早年用过的石英晶体片。居里夫人在实验室里热情接待了他，并带他到小花园里，他们坐在草坪中的绿色长椅上进行了亲切的长谈。严济慈经过1年多的摸索和实验，后来终于攻克难题并获得博士学位。
1928年底，严济慈再次赴法，他曾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居里夫人刚好买到了一架显微光度计，她请严济慈帮助自己安装调试并做测量工作。当1930年严济慈离开巴黎回国前夕，居里夫人赠送他放射性氯化铅，以支持在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
1931年3月，严济慈为在北平筹建镭学研究所，给居里夫人写信求教。居里夫人随即回信，祝愿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1935年，严济慈和约里奥·居里一起，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他先后将郑大章推荐给居里夫人作博士生，将钟盛标、钱三强推荐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为纪念与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女婿的友好交往，赞颂居里夫妇一家人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和巨大贡献，严济慈曾饱蘸情感，撰写出《居里和居里夫人》一书。
回国途中邂逅徐悲鸿
一艘海轮从法国启程开往中国。严济慈走出船舱，来到船尾的甲板上凭栏眺望。他的心头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不能平静。已经阔别祖国达4个春秋的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向朝思暮想的家乡，回到亲人们的身旁。
这时，一位正在附近散步、比严济慈稍大几岁的中国人，正快步朝他走来，眉宇间露出十分惊喜的神情，热情地问道：“你是……严济慈先生吗？”
严济慈看着这位手里拿着画具、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的人，不禁显得十分高兴。因为他发现，与自己搭话的人，竟是自己的骨肉同胞。严济慈反问道：“你怎么认识我？”
来人见面前这位果真是严济慈时，高兴地说：“严先生的大名，弟从报上早已久闻，却没想到我们还在一条船上，太令人高兴了。”
严济慈忙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来人回答说：“弟姓徐，名悲鸿。”接着他取出一份巴黎出版的报纸，那上面印有严济慈的大幅照片，“先生为祖国争光，为炎黄子孙争了一口气，令人钦佩之至……”
原来，站在严济慈面前这位约摸30岁出头、头发乌黑、眉清目秀、有一双聪颖的眸子的男子，正是日后名震艺林的中国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
两位在各自领域中有着相当造诣的中国青年，竟凑巧相逢在这水天茫茫的大洋上，相逢在回国的途中。他们虽然从未谋面，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徐悲鸿毕竟是美术家，有着非常浓厚的艺术气质。他见严济慈年纪轻轻的，就以出色的科研成就、学术造诣轰动了法国的科学界，竟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望着比自己小几岁的严济慈，他的心中萌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想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以略表自己心意，可又拿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急切之中，他的目光落到了画架上，真诚地说：“严兄，为了纪念我们相逢，也为了表达愚弟的一点敬意，我给你画一幅像吧……”
徐悲鸿恳切的话语，流露出无法抗拒的友好之情。严济慈没有拒绝，便倚着船栏由徐悲鸿做画。很快，徐悲鸿用娴熟的笔触，勾勒出了严济慈的头像速写，并用画笔在旁边题写了“科学之光”四个刚劲有力的字。这幅画后来一直挂在严济慈的书斋里，虽纸早已发黄，但老人始终视其为珍宝。
这次萍水相逢，使他们结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友。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息息相通，过从甚密，堪称生死不渝。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名家小传】
严济慈（1901—1996），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字慕光，号岸佛，浙江东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