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之所以后来会成为胡适口中“欧化最彻底”的人，跟他初来英国这段时间，深入体会英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丁文江的思维方式，始终受到英国的巨大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科学精神和他对温和改良政治的赞同。
虽然生活过得平顺而祥和，但是丁文江很快就遇到了难题。他考取了剑桥大学，却难以负担剑桥高昂的学费。丁文江家境虽然还算宽裕，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家中寄钱；泰兴县还给他出了一部分公费，那是丁文江在出国前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的结果。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供给丁文江几百元的生活津贴。但是，这些钱还远远不够支付他在剑桥大学学习、生活的费用。
万般无奈之下，他在剑桥只上了半年学，就因为费用不足而无奈休学了。在英国，大学学年中间不许转入别的大学。因此，有半年时间丁文江没有学校可上，只能前往欧洲大陆游历，还在瑞士的罗山逗留了很长时间。
1907 年夏天，一学年结束，他终于又可以进入大学读书了。丁文江这次来到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他在这里的工科学院学习，准备第二年投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李祖鸿也应丁文江的邀请，来到这里的美术学校就读，两个好友又可以在一起学习了。拮据的生活和共同的理想，让两个年轻人始终相互支持着。
此后，丁文江得到了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每月给他7 英镑的半官费补贴。在留学的最后一年，他由于自己已将近回国，就把本来是给自己的全官费补助让给了李祖鸿。
李祖鸿不但得到了全部官费，还领到了追补的官费100 多英镑。李祖鸿和丁文江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中，都是互通有无的。他知道丁文江喜欢游历，打算回国后游历祖国各地，于是就把这追补的100 多英镑送给了丁文江作为游资。
经过1年的学习，1908 年，丁文江报考伦敦大学医科，然而成绩不甚理想。有1门不及格，未被录取。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失败，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从此，丁文江便放弃了学医的志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
格拉斯哥大学是由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建议，并由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创立于公元1451年的一所公立大学。它是英国最古老的4所大学之一，其他3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同时，该校也是全球最古老的10所大学之一。格拉斯哥大学培养出了许多知名人物，其中包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热力学温标概念的开尔文、蒸汽机的改良者詹姆斯·瓦特等人。
在这里，丁文江选择了动物学专业，同时还选修了地质学。正是这个选择，改变了他后来整个的人生。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地质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一直关注政治的他，觉得地质学对救亡祖国有更直接的作用。
他最后选择了地质学，是因为他要转变中国资源控制的现状。在20世纪初，拥有富饶矿产资源的中国让列强虎视眈眈，但是却因为落后、羸弱，自己无力保卫和开发。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资源被侵略者控制强占的状况，无不痛心疾首。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外国人之所以能胜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优势。如果中国能在科学上赶上西方，那么中国的颓局将彻底改变。所以，实业救国才成为了那个年代大多数有志青年终身奋斗的目标。丁文江立志要成为中国地质矿产方面的专家，成为改变现状的先驱。
而在生物学方面，丁文江的心底，已经深深明白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重要性。他接受了赫胥黎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背后，都把受到称赞的人类行为任意描绘为自然事实；无论是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行为，还是社会协作中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这深深影响了丁文江。在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祖国的贫弱面貌，就必须要适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强大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一直认为，只有在少数精英人士的带领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首先需要精英人物做出自我牺牲，以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导祖国的人民一起，为实现国家强盛而奋斗。
于是到了第三年（1910 年），他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主科，把地理学作为副科。地质学教授J·W·格列戈里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的地质学家，他对丁文江一生的事业有深远影响。
1911 年，丁文江成了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科毕业生。
丁文江学成归国后，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俨然是当代的徐霞客。
【大师小传】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黄桥米巷人。著名地质学家，游历中国各地，是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对中国地质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02年秋（15岁）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半年后辍学，后去欧洲大陆游历。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得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
丁文江回国后，先是在西南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著动物学教科书。后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翌年发表《玄学与科学》系列文章，引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科学派”代表人物。1926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实施“大上海”计划。1928年重返北京领导地质调查所，主持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全面调查。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次年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合作创办《独立评论》。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1月5日在湘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因煤气中毒逝世。
陈寅恪：读遍日欧美名校，却不要一个文凭
被学界公认为“前不见古人，后难得有来者”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恐怕在这股“近代名人留学热潮”中，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因为他从12岁随兄长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再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此后又回柏林大学，前后留学长达16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的时间。更特别的是，他辗转奔波的求学生涯中，竟然一张文凭、一个学位都没有拿。但他是毋庸置疑的大师。陈寅恪真正是为求学而求学，完全忽略掉了形式。
陈寅恪家学渊源。他的祖父陈宝箴是一位开明的大臣，曾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父亲是民国著名诗人陈三立，曾经协助陈宝箴变法。父子二人都一直心系国家安危，以强国为己任。陈寅恪受其影响，从小就博览群书，并极富爱国热情，多年在国外辗转游学而依然丝毫未减。
东渡日本
早在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留学。目的地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他的兄长陈衡恪刚刚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和其他几位同学被派往日本留学。陈寅恪于是自费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带领这些留学生的领队是路矿学堂总办俞明震，他是陈寅恪兄弟的舅舅。在两个亲人的陪同和照顾下，还是个孩子的陈寅恪虽然是第一次出国，他却没有觉得孤单、窘迫，一心只想认真学点东西。在他们乘坐的日本邮轮“大贞丸”号上，陈寅恪还见到了兄长陈衡恪的同学鲁迅。
他们一行人抵达日本后，进入了东京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以及补习一些基础课程而开办的一所学校。在弘文学院里，陈氏兄弟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衡恪和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他们与其他几个同学，还联名给国内的同学写过信。鲁迅在弘文学院2年之后毕业转去仙台医学院学医。回国后，鲁迅跟陈衡恪由于有着共同爱好，交情很非常好。后来，鲁迅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他赠给陈寅恪《域外小说》和《炭画》的事。只是，陈寅恪由于常年游学于欧美各国，与鲁迅见面机会很少。而后来鲁迅的名气太大，向来低调的陈寅恪不愿提及他与鲁迅的相识，这段大师之间的友谊比较不为人知。
陈寅恪在弘文学院期间主要是学习日文，他阅读了大量日文著作，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甚至还认真观察过日本的生活习俗。日本受唐代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唐代的情况，这为他以后深入研究中国隋唐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可见陈寅恪在求知方面的用心。这次在日本的留学，前后共3年时间，因为陈寅恪的足疾发作，回国疗养而结束。
两行欧洲
在家调养了1年病的陈寅恪，于1907年考上上海复旦公学，相当于高中。他的同班同学，有后来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和在德国获史学博士的徐子明。毕业以后，陈寅恪在亲友的资助下，自费到德国留学，考入柏林大学学习文学。
埋头苦读的陈寅恪，却始终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当他听到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后，不禁满腔悲愤之情难以言表，挥毫写下一首诗：“偶然东望隔云涛，夕照苍茫怯回首。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0年10月《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来表达自己心中对朝鲜沦为殖民地的痛心和为祖国命运深深的担忧。不久，他因足疾复发，去挪威疗养了近1个月，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时光，暂时让自己忘却家国之痛和思乡之苦。
当年秋天，陈寅恪考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瑞士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国度，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见到如此美景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只是美景也难掩乡情的苦涩，“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思乡虽然难过，但是，远离亲人求学的目的，陈寅恪自然不会忘记。对于求知，他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天赋。他努力钻研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人了。但是由于祖父去世，诗人出身的父亲不善经营，家境日益衰落，支持不了陈寅恪的留学支出，2年后他又被迫回国。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留学所需要的川资、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后，又再度前往欧洲，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这次他是为了填补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知识的欠缺，来系统地学习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他的博学，才能够多角度地分析和看待事物。没有一门知识是独立的存在，必然会与其他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能称为当之无愧的大师的原因吧。
这为他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能够超越前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他后来研究在隋、唐佛教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与当时政治之间的联系。他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就阐述过隋文帝、隋炀帝和佛教的关系。女皇武则天对佛教非常推崇，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靠佛教的影响力帮自己巩固政治地位，维护统治；而佛教又在武则天的大力扶持下恢复了以前的势力，僧众的权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他在这里还结识了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不陌生，他就是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在1906年至1908年间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及绢画、丝织品。虽然他掠夺我国文物的行径很可耻，但是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确实很突出。他主要是研究中亚，精通多种中亚地区的语言。他的作品里，有一半都是关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在他从我国敦煌带走的珍贵手抄本的基础上，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和语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受家庭影响，一直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及历史很感兴趣。但是，由于国内对汉文化之外的文献不是十分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语言知识，所以始终没有什么成果。陈寅恪通过王国维认识了伯希和，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引起了他探索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的想法。也是从伯希和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很多以敦煌文献为主的珍贵资料。伯希和的研究方向和治学方法，对陈寅恪以后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陈寅恪回国后，以敦煌经卷、文献印证史料，释义诗句，在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伯希和的影响在内。他还经常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这段友谊一直被学术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接着又到巴黎大学学习。一天，他偶然看到国内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提议推举袁世凯为终身总统的消息，嘴角不禁挑起讽刺的笑容。恰好巧遇当地选花魁的盛会，他当即赋诗一首《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戏作一绝》，借以讽刺：“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鴂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茗招陈寅恪回国批阅留德学生的考卷，于是这次欧洲之行又告结束。
留学哈佛
经过4年在国内学习和工作的时光，1918年，陈寅恪又背起行囊再次出发，这次他来到了美国。
本来，他最初打算再去德国柏林大学。但是，由于战事没有结束，局势不稳定，只能作罢。他这次是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梵文。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梵文学家兰曼教授，兰曼在梵文和加利文以及佛学上都有极深的造诣，梵文和加利文更是功底深厚。此外，他还学习佛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古典名著《红楼梦》、《牡丹亭》等他都认真研读，对于佛家和儒家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还曾和白璧德教授讨论过佛法。白璧德教授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大师。
陈寅恪的同学中，还有他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汤用彤。他们和陈寅恪一起，跟随兰曼教授学习梵文。陈家和俞家关系非常密切，两代姻亲，三代世交。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更是做了7年的同学。俞大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进修，与陈寅恪同在柏林大学读书，回国后开始从政，曾担任过国民党兵工署长及交通部长等重要职务。而汤用彤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任教，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佛教、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