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外的荣誉，令胡适当然非常高兴，写信向母亲报喜，也给比他只大几岁的族叔兼老友胡近仁谈及。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可见，胡适虽然不能以实业或农业报国，未能完成哥哥的嘱托，但是始终没有忘记报国、强国的念头。
除了学业上的收获外，胡适在留美期间的另一个收获，便是从一个悲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胡适后来说过：“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胡适小时候好静不好动，5岁时便被人笑称为“穈先生”（胡适原名嗣糜）。一直以来，他都秉承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成持重的形象。可是，来到美国之后，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都带有那种生命力勃发向上的美国精神，使他慢慢地受到了感染。
他第一次看足球，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坐在看台上，他竟以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因为这种表现，在他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时，他也就开始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气氛。他偶然回头看见，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也在那里狂热地欢呼。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些汗颜，不久也终于加入众人欢呼的队伍了。前文提到的他获奖的那篇论文，恐怕就是他逐步走向乐观主义的标记吧！
从此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个乐观主义者——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精神上，更表现在他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看法上。1940年代后期，有外国记者称胡适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这个乐观，这个对人生和人类历史的乐观态度，就是当年在美国养成的。在胡适看来，希望就是乐观主义。“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
对政治的高昂兴趣
胡适对美国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以一个外国人少见的热情，关注着美国的政治局势。他在美国一共经历了1912年和1916年的两次大选，每次都热切关注，倾情投入。他的政治热情，还表现在组织各种活动和旁听当地议会甚至国家议会的多种会议上。
他对于美国政治的热情，源自于一位叫作山姆·奥兹的老师。这位老师在1912大选年讲授的课程，就是美国政治和政党。他要求每个同学都订阅在纽约出版的3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因为，在大选中，这3家报纸分别支持3个总统竞选人威尔逊、塔夫脱和罗斯福。他要求学生们在3个月之内，把3份报纸的大选新闻都细读一遍，并写出“摘要”；再根据它们，写出一份读书报告。期终作业，则要求学生把联邦48个州在选举中的违法乱纪言行，好好作一番比较研究。
山姆老师认为，这样以来，学生就会对美国选举政治的那一套非常熟悉了。为加强学生的介入感，他还向学生提出建议：看3份报纸，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如此他们就会关注自己的候选人，会使自己对选举更加兴奋。
胡适对老师的建议欣然接受，并且执行得非常彻底。他选择了罗斯福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他不但别着大角野牛像的徽章；而且，身为世界学生会康乃尔大学分会主席的他，还在学校餐厅里举行了一次选举美国总统的游戏投票。
当时，各国学生有53人投票，包括中国学生15人，结果威尔逊得票最多。菲律宾学生偏向威尔逊，南美学生抵制罗斯福，都因为跟本国有利害关系。毫无利益纠葛的中国学生投票应该最中肯，最能体现个人价值观。却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支持保守派的塔夫脱。这也许和中国人一直处在保守、压抑的环境里，有一种本能的向往激进的风格吧。
没过几天，胡适又突发奇想，要组织一个“政治研究会”，让中国留学生可以一起研究探讨世界政治。他有了想法后，就马上着手组织起来。他已经召集到了10名会员，决定每2周组织一次，每次讨论一个主题，由2名会员各自预备演说一篇，其余时间则自由讨论。会员轮流当主席，每期轮换一次。第一次研究的主题为《美国议会》，由胡适和另一个同学做演讲。第二次会集已是12月上旬了，讨论的问题是英法德诸国的议会制度。
胡适还喜欢去议会旁听。从绮色佳城的公民议会到华盛顿的两院议会，他都去听过。而且，每次他都会认真做笔记，从讨论的问题到问题如何展开，包括最后的表决结果，他都一一详细记录。
在他当世界学生会分会主席的时候，还要主持一些议事会。由于没有经验，他便对《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认真钻研；加上自己平时旁听的积累，终于顺利组织下来。
会议之后，他的感慨颇多，觉得真正组织过会议才能发现，当一个小时的主席，远比研究几个小时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更加能够学到东西。后来胡适回国了，也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带到了中国。南京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由胡适担任会议主席。他组织会议的老练程度，让很多考试委员会的元老都望尘莫及，甘愿旁听、学习。
对于胡适如此热衷他国政治，中国学生中有很多不以为然的，“人或嗤之，以为稚气”。胡适则认为，我们正所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这是异国他乡，但是，关注这里的公共事务，正可以供我们研究。不投身其中，以为自己是一分子就不深入，只能是了解皮毛而已。所以，他依然继续关心、参与着美国的政治。
抵制种族歧视
虽然胡适对美国的许多方面都有好感，但是他始终很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在他读书期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依然很严重。他曾经做过一次抗争种族歧视的英雄，帮助两个黑人女孩抵制不公平待遇。
1914年秋天刚开学时，有两名黑人女孩寄宿在康奈尔大学赛姬院（女子宿舍）。但是，白人女学生都不愿意与她们同住，便联名上书，要求校长让这两名女孩搬出去，否则大家就集体搬出赛姬院。校长迫于压力，决定在楼下另开一个房间，让两名黑人女孩单独住，不和那些白人学生共用浴室。这个做法，是很明显地进行种族隔离。
两个黑人女孩很气愤，但是也没有办法，不知道该如何抗议。后来，她们听从建议，去找本城的一个牧师亥叟求助。亥叟是一个正直的长者，喜欢为人打抱不平，康奈尔大学的很多师生都非常尊敬他。她们见到这位牧师的时候，他已经在病榻上了，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在听完女孩的述说之后，义愤填膺，几次气得几乎晕厥。他只好请朋友找来康奈尔大学的一个老师，还有胡适一起来商量。
原来，亥叟是世界学生会会员，因为胡适担任世界学生会分会主席而相识，关系一直很好，可以算是忘年之交。他知道，胡适对种族歧视一直深恶痛绝，肯定会出手相助。果然，胡适一手包揽了这件事。他当即就写了一封信，交代了这件事的始末，要求在校报上登载。
他在信里说：3年前，赛姬院女学生269人联名上书校长，请拒绝黑人女子入住赛姬院。由于校长休曼先生的宣言，康奈尔大学之门不拒来者，没有种色、宗教、国际、阶级、贫富的分别，这件事终于才平息。但时隔不久，言犹在耳，又出现了这种种族歧视隔离的事件。我以人道的名义，为这些黑人女子遭受的待遇鸣不平。
他拿着这封信直接跑到报社，因没有见到主编，就把信留在了报社。报社的主编看到后，担心这件事关系到学校的声誉，不敢贸然刊登，就来找胡适商量。胡适表示，自己并不想张扬学校的问题，只是为了给两个女孩讨一个公道。如果不用登报就能解决问题，这封信可以销毁。胡适建议主编去见校长，告诉他有人就此事写了信来。校长如果主持公道，这封信就不需要发表了。
第二天主编就通知胡适，校长答应主持公道，承诺不会迁出两名黑人女孩。即使那些白人学生全部搬走，他也绝不挽留。于是，黑人女生没有搬走，白人女生也没有搬走。胡适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事。
美好而苦涩的异国恋情
早在胡适还未出国的时候，就与母亲相中的江东秀订了婚。虽然胡适当时并不喜欢这个姑娘，但是，孝顺的他，因为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就顺从地答应了下来。他在上海时，曾有过一段堕落的日子，后来非常后悔，决定要痛改前非。所以来到美国之后，他一直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4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
直到1914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韦莲司小姐，没想到却因此得到一位苦恋他48年的红颜知己，为他终身未嫁。
韦莲司小姐是胡适的教授亨利·韦莲司的小女儿，是一名青年画家。在一次婚礼派对上，他认识了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加上胡适经常到韦莲司家做客，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在胡适眼中的韦莲司小姐，是个极有学识的新女性，他对她的评价非常高：“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而韦莲司对胡适也非常推崇，因为她觉得“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胡适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则让她非常欣赏。
韦莲司颇具现代派艺术家的气质，行为、举止相当不拘小节。欧美妇女多酷爱打扮，韦莲司家境富裕，却从不修饰自己。她经常数年不换新衣，头上的草帽早已破损也熟视无睹。她厌烦打理长发，索性剪去，仅留下两三寸。对母亲与姐姐的劝诫、路人的侧目，她照样不以为意。
但是，她的见识着实不凡。一次，胡适夸耀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达尔文的《天演论》，西方守旧者对它的攻击，半个世纪都没有停止过；而引入中国，立刻风行，像“天择”、“竞存”等名词，至今还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头禅。韦莲司却立刻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轻易接受不一定就是中国人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凡是必须要经过辩论、推敲、实验才能确定。但是，中国过于尊崇专家、大师；但凡大师所说的言论，不加考证都奉为经典，这未免太为粗浅。一席话说得胡适哑口无言，只得连连称是，直说确实没有几个人能了解进化论的真谛。
韦莲司的这一席话，的确切中了中国人的软肋，那就是对专家、对国外的盲目推崇。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在思想、主张上一味趋新；凡是从国外传来的，一概都是好的。即使现在的国人，依然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别人什么都好，自己全是糟粕，统统扔掉才好。或者凡事都要搬出某专家如何如何说；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大众深信不疑。
胡适与韦莲司出游，两人沿着凯尤卡湖边漫步，天气晴好，落叶满径。斯人私景，自然是流连忘返。两人边走边谈，3个小时只当片刻，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随后，两人的感情日渐深厚，颇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味道。
当年的感恩节，胡适受到韦莲司母亲的邀请，到她家去吃饭。其时韦莲司不在家，到外地写生去了。胡适因为没有见到她而倍感惆怅，晚上回到居室后，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胡适曾告诉过韦莲司，在中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习俗。韦莲司在回纽约前，就特意给胡适拍了几张柳树的照片，来表达临别的不舍。
第二年初，胡适应波士顿卜朗吟学会之邀（因1914年获得卜朗吟文学奖），去波士顿参加会议并发表《儒教与卜朗吟哲学》演讲。趁此机会，他从波士顿转至纽约，终于得以见到只能以书信聊解相思的韦莲司。两人一同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游览；然后到韦莲司的公寓里吃午餐；接着又在临赫贞江，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的公寓里促膝谈心。一直到下午，胡适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他又乘火车从波士顿赶来，两人又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韦莲司的母亲早已看出了他们俩的暧昧之情。她得知他们曾独处一室，便劝诫他们要注意分寸，不要单独相处。因为，这时候的美国中产阶级，还保持着近乎清教徒式的家教。韦莲司太太也知道，胡适在国内有未婚妻；而当时的美国，还有反对异族通婚的法律。胡适虽然生性风流，但是他并不想违背母命，抛弃家中的未婚妻，只希望能维持目前的暧昧就好。所以，两人在此期间一直都是“发乎情，止乎礼”，多是柏拉图式的纯精神交流。
胡适后来回国后，便与未婚妻江东秀完婚了。他与韦莲司两人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苦恋，一直以书信往来，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韦莲司终身未嫁，直至临死还保留着胡适的信件和文稿。
哥大师从杜威，开始文学革命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进入该校研究院深造。但是，他在研究院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哲学系塞基派所持的是“新唯心主义”，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批评；最常批判的对象，就是“实验主义”学派的杜威教授。胡适在听到这些讨论和批判的时候，也会找一些杜威的著作来研读。慢慢地，胡适对杜威和他的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他决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哥伦比亚大学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官僚和学者闻名。中国在这里的留学生，常常有300人之多；除胡适之外，当时在哥大的留学生中，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一批未来的中国政界和学界知名人物。杜威是哥大哲学系首席教授，却不擅言辞。他讲课每说一个字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的学生很多。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2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还对杜威这种慢吞吞的讲课方式大为推崇，认为他用字、选词非常严谨。
杜威的夫人每月都要在纽约河畔的家里举行一次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这里聚集了当时纽约文化界的很多名人；也有一些古怪的人物，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被邀请参加杜威家茶会，对胡适和其它学生来说，可以算是难得的机会和光荣，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参加。
胡适在哥大的生活非常愉快。除了跟随杜威教授学习实验主义，他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入手进行对中国文学的伟大革命。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就隐约觉得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需要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没有深入地想过。偶尔一次，送别朋友梅光迪去哈佛，第一回写了一首白话文的打油诗，由此和梅光迪及一班朋友辩论得不可开交。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