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一直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北大学生中的重要骨干。因此，《北京大学校史》把高君宇同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等人列为五四时期北大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
感情：陶然亭畔听悲歌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当时还在北大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正在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著名民国晋籍才女、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上学的石评梅（1902—1928，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山西平定人，中国现代女作家，诸多体裁都曾驾驭过，而最成功还在散文，风格清新隽永，亡后辑有《涛语》、《偶然草》等文集）和朋友走了过来，她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
山西会馆的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论起来，石评梅的父亲还曾是高君宇的老师）。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谈心（该亭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一直便是仁人志士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革命先驱，曾多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他们在交谈中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
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任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了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也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不过，高君宇却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他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
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1923年夏天，石评梅顺利完成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后，受聘于母校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入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自己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这样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
石评梅虽然也深爱高君宇，却因曾与某吴姓已婚男子的一段初恋遭到失败，准备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且尊重高君宇老家的妻子，不忍“侵犯别人的利益”。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对自己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真诚地写到：“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君宇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准备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一年5月，发生了腊库胡同16号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尽快离开北京。然而这一别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石评梅非常担心高君宇的安全。
此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
这时，石评梅的生日也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附在书信中，寄给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则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火热的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此刻，石评梅才真正地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到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石评梅戴上了那枚具有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着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并“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1924年，高君宇终于趁回家乡革命之机，与妻子协商离婚，获得了自由之身。然而，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了。不久，高君宇住进当时北京的德国协和医院。不幸的是，刚刚出院不久的高君宇，又患上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手术后突发大出血，高君宇于1925年3月6日凌晨去世，时年仅29岁。
高君宇的去世，犹如晴天霹雳，对石评梅的的思想和情感是个很大的冲击。她痛悔交加，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优柔寡断，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而铸成终生的遗憾。
于是，石评梅在孤寂凄苦中，每逢周末即风雨无阻，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去哭诉。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高君宇，她欠他的太多了。从此以后，在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吊，悲悼泣诉，以泪浇灌。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
石评梅责问自己，高君那“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她觉悟了“从前太认真人生的错误”，同时忏悔自己“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这些篇章、这些句子，至情至真，确实能催人泪下。
这是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起永久勿忘的爱心。
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意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长期悲伤、憔悴的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年仅26岁亦早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两个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他们生前没有婚配，死后却能同葬一穴，总算是“得其所哉”！
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几度专程到陶然亭公园内的高君宇墓前凭吊。1965年，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畔的高、石墓碑，特别强调要保留之；并回忆起他俩圣洁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感叹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颖超也曾说：“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名家小传】
高君宇 （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今山西娄烦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还是好友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红娘”。
1912年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翌年参加蔡元培倡导发起的进德会。1918年发起组织爱国会（后叫学生救国会）。1919年转入北大地质系本科。同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主要学生领袖之一。曾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先后到天津、山西指导学生爱国运动。同年10月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乡村、工厂，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次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小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创办《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从事实际活动。11月与邓中夏等人在北大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首任书记。1921年3月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4月奉命到山西太原，帮助、指导建团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及以后出刊的《政治生活》编辑。1922年8月与蔡和森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总务股主任。后奉派回山西，筹建共产党的组织，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7月在广州参加沙面洋务工人进行的反帝斗争。后曾受党的委托，帮助孙中山工作。11月陪孙中山北上，到达北京后，带病协助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他被推选为大会代表。3月5日因病逝世。
董作宾与北京大学：从小结缘，致力殷墟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董作宾（左一）、李济（左二）、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驻地欢迎傅斯年所长（右二）视察
未出国门便取得突出成就、腾声遐迩的学者，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亦不乏其人；但多属书香门第、家学深厚，自幼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为走向光辉顶点打下了坚实基础。
董作宾又与他们不同。他所走的，是勤奋自修的路。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董作宾是“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
从小就与古文字结缘
董作宾出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长春街（现为解放路）的一个小杂货店主家庭。6岁入私塾学习，聪颖过人又刻苦努力，先后博览《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学说。
当时与其父董士魁的小杂货店相邻的，是一个名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艺高超，闻名宛城。幼时的董作宾，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并细心观察各种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与要领。后来，他又得到周先生的热情指导，对篆刻和古文字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以后从事甲骨文研究，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除了他后天的努力之外，与他幼时对古文字及篆刻的爱好也有很大关系。
1908年，董作宾考入当地的高等小学堂，课余时常在长春街中段路东的一个文具店摆一个刻字摊。十几岁的他英俊大方，笑容可亲，刻起字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没活干时，就读书练字。当地学生每次到文具店买毛笔时，都要在他的刻字摊上看一会儿，大都被他那种既热情又投入的精神所感动。
1911年到1914年间，正处在读书大好年华的董作宾，却因家境贫寒而被迫退学，帮助父亲在店铺里做事。这期间，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小学馆，教街坊儿童读书识字来挣钱以补贴家用。1913年，他家的小店购进了一批书籍，这给了他一个读书的好机会。他和几个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他与大家一起读书，共同钻研书法，使他的学识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当时董作宾和张嘉谋（字中孚，河南著名方志学家、教育家）先生是街坊。张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清末举人，是当地的高流名士，对董作宾这位好学上进的青年尤为关心，经常借书给他，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915年，在张先生的督促下，他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1918年春，他随张先生来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后经张先生的指导考入河南育才馆学习。在开封育才馆学习时，他因学习书法，接触到甲骨文，并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一书爱不释手。从此他结缘甲骨文，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旁听生到研究生
1921年冬，董作宾应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一人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写得一手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期间，他又通过张先生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旭生（河南唐河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先生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在北大当旁听生期间，董作宾开始接触甲骨文方面的知识，曾用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
1923年，董作宾经过努力，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系读研究生，师从大师王国维，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和历史学，并兼任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创办的《歌谣周刊》编辑。这个工作使他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2元，于是生活费有了保障。这期间他认真学习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和人种学等课程，并参加故宫珍品的分类工作。1924年当助教，才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同事谈论研究甲骨文的计划，还打算到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
这当然还只是个计划。人的计划往往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对于一个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来说，限制更多。他不能扔下职业自行其是，否则生活陷入困境，志向更难实现。从商人之家走出来，有家庭之累的董作宾，深知这些。考古发掘之类，只是计划。直到1928年他34岁的时候，其学术精力大半用在歌谣、方言、民俗等方面，没写一篇有关甲骨文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