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中学都不错
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据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
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师大加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大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虽然北平大学附中只办了4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
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中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爱好不加限制。
北大何谓“大”？
任继愈自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到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前后共30年。但他调离北大以后，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这样算来，他与北大同忧戚、共浮沉，已有54个春秋，对北大的学风知之甚深。
据任继愈回忆，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这里提出了破除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说，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无疑起了繁荣学术的作用，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巍峨、校园广阔丰富，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
任继愈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邋遢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新社会的新校风。
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不知这里是否杂有任老先生自己个人的偏好？
青年时代的偶像
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继愈至今仍记得，自己在高中时听鲁迅演讲的情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鲁迅站在方桌上讲演。刊物上有反对鲁迅的人发牢骚说他又“卷土重来”，鲁迅回答道：“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还会卷土重去。”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两位“明星”。
一次“小长征”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自己读完哲学以后，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是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的。
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怎么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于是半途就“打道回府”了。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之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继而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200多名师生在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之后，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从未走过远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但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
任继愈在回忆录里说，湖南西部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
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土匪看他们是清苦的知识分子，也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应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国立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位于抗战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在一栋三层楼的宿舍里，天天见面，朝夕相处。
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这里介绍牛津。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名家小传】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专家，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2—1964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1987—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医院逝世。
王利器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文科所：师教生学，名家高徒
王利器是标准的民国大学教育体制培养起来的学者，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他曾在四川大学跟随众多名师学习；后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接受了正统的学术研究的培养与训练，并正式走上治学之路。他一生留下了40多种享誉中外的专著。他整理、校勘出版的中国文献古籍，总字数逾2000万，海内外传媒称其为“两千万富翁”。
一副对联获名声
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的一个富裕家庭中。父亲王章可是前清官员，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反对洋教活动，一身正气，在乡里颇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读书，在家里购置了不少书籍，如用有光纸印刷的洋版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用毛边纸印刷的土版书，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钟云舫的《振振堂集》等。王利器从小就在父亲的藏书楼里游玩、嬉戏，耳濡目染之下，不仅激发了一生不懈的读书心，也培养出高过同辈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启蒙老师，是清代秀才刘昌文先生。从9岁开始，在刘老师那里，他从《四书》、《五经》学起，到《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幼学琼林》、《赋学正鹄》、《白香词谱》，后来又学习《纲鉴易知录》、《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先是死记硬背，等上了路，就开始试着提笔做文章，学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1934年，22岁的王利器谢师而去，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正式接受现代教育。然而，正是这13年的私塾教育，为王利器日后的治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入学之初，三年级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去一副挽联：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100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略有不及，一时竞相传诵、声名鹊起。
王利器三年级时，适逢巴蜀旧学名家吴芳吉到江津中学当校长。吴芳吉是个非常勤学的人，每天早晨3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求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正是这样的严师督导，培养了王利器后来每天工作10个小时、积年不缀的审慎态度。
当时，吴先生的校长办公室兼寝室，正好就在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门。王利器经常和同学们过去请益，发现吴先生案头总是放着两部书：一部《淮南鸿烈集解》，一部《杜诗镜铨》。受其影响，王利器也买了一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自己试着用水彩画红色来断句。
成渝得遇众名家
初中毕业后，王利器进入重庆大学高中部，授课老师都是大学本科的教授：向宗鲁先生讲《清儒》，陈伟谟先生讲英文，郭坚白先生讲代数，何鲁先生讲几何。当时在文教界，何鲁、文伯鲁、向宗鲁3人很是有名，人称“三鲁”。“三鲁”中就有二鲁在王利器所在的高中班上授课，使王利器受益良多。
不久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北大、清华、交大受时局影响，都没有在重庆设考区。王利器于是西上成都，1937年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川大前身为著名的尊经书院，名师宿儒，汇聚一堂，蔚为蜀学中心。中文系以张颐先生为首，有龚向农先生讲《三礼》，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周癸叔先生讲《词律》，向先樵先生讲《楚辞》，祝屺怀先生讲《资治通鉴》，李培甫先生讲《说文》，赵少咸先生讲《广韵》，庞石帚先生讲《文心雕龙》，萧仲纶先生讲《诗经》，曾宇康先生讲《文选》……王利器游艺于众多名师之间，崇其所善，如鱼得水，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治学。
大学三年级时，向宗鲁先生从重庆赴四川大学任教。师徒相逢，又是一番别样的琢磨情谊。向宗鲁是一代名师，曾在成都存古学堂与蒙文通、彭云生、曾宇康诸先生共同学习，他对王利器的帮助很大。
后来战事日深，四川大学为避敌机轰炸，迁校峨眉。向宗鲁安排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王利器基础牢固，勤奋探幽，毕业时撰写出了《风俗通义校注》一文，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此一专著，不仅反映出他此时业已熟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丰富的典籍知识，而且也标志着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释古籍这条艰苦的学术道路。
师从傅斯年治学
其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却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所长傅斯年。傅斯年对他单独进行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了轰炸7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联大，有教师；至于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
后来王利器就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据说，西南联大某教授曾自荐担任王的导师，被傅严词拒绝了。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10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