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傅斯年提倡史料第一；不掌握原始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史语所的丁声树没有写过一部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语言文字”的文章，却依然成了史语所大家公认的出色的专家。新中国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
洗尽“才子气”，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了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本是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因为当时的现实条件所囿，没有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昔日在川大校园里颇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即兴冲冲赴李庄报到了。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曾作五古寄情：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
“李庄”，暗含寓李耳（老子）与庄周（庄子），仿佛冥冥中与王叔岷有个约定。他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46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这是怎么了？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竟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
——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3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开始研究《庄子》。
王叔岷吟诗弹琴，颇有才气。傅斯年背后说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傅本人就很有才性，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又背一段《国语》。王叔岷继续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5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6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2册。
——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彤（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的《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
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是“痛下工夫”了。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这种初入学术天地的青年，能得到傅、汤两位的点拨，似“狮子吼”，若“海潮音”，终于一步一脚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绩。然而，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规矩“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却就此成了史语所对新来报到的青年学者制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
比如，比王叔岷晚1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但同样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李孝定，于到任后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语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忆道，这是忽视了傅斯年所长“进所3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的必然结果。他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心境：“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15年。”当然，经此“打击”，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仍是努力不辍，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竟自成一家之言。
后来到台湾，傅斯年“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一样有效。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的情况：“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那1年之内，即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细点读，为他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其用心是良苦的。即如本院林毓生院士所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学术工作者，如果不甘心在原地兜圈子，不屑于只是做些舞文弄墨的工作，而想在开拓与累积人类的知识板块上有积极的贡献，就不得不养成“比慢”的工作习惯，扎实钻研，谨慎发表，为学术原创性的积累，奋力以进。显然，要求青年学者“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正是傅斯年以前辈身份对后学的期待。
业师用金条买书供他专用
傅斯年所指的“才性”，并不是专指“才子气”，而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那时傅斯年就发现，王叔岷是个可造之材，便对洗掉“才子气”、并有“才性”的他着意加以培养。抗战期间物价很贵，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用，用完后即锁在保险柜里。抗战那么困难，傅斯年却那么支持他，真是爱才若渴。
王叔岷选定的题目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两位导师，就是在不同领域研究庄子的专家。因傅斯年公务繁忙，不常在李庄，王叔岷主要是靠自学。在李庄史语所的整个学风影响下，他逐渐深入到史料考据，乐此不疲，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天地：要研究《庄子》，先得吃透这部书。
他的“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悟性，能够发现问题。同样的校，需要你下个判断，判断就能看出作者见识的学术功夫的深浅。同样有那么多材料，可是判断的水平不一样。这就是有“才性”跟没有“才性”的区别。王叔岷在史籍校雠之外，后来能写出《庄子校释》、《庄学管窥》、《先秦道法思想讲稿》这样的哲学专著来，就与他的天赋才情有关。
在王叔岷的眼里，恩师傅斯年富有人格魅力，令他益加钦佩。在其书中，多处记录了傅斯年爱憎分明、不畏权贵、不谋私利的事迹。而傅在忙碌中仍对他关怀有加，更令他感戴不已：“傅先生在百忙中不忘关照学生，令岷感戴不已，更不能不激励于学术矣！”（第63页）
看重“情义”的王叔岷，把恩师对他的鼓励、关照，化作了努力学术的动力。但他却不愿借重恩师之名，两次婉拒了恩师为自己的首部著作《庄子校释》作序。
据任继愈后来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
【名家小传】
王叔岷（1914—2008），号慕庐，四川简阳人。著名学者，校雠大家。
幼习诗书。及长，喜读《庄子》、《史记》、《陶渊明集》，兼习古琴。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史语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49年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任教于台大、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台大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职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多年后返归大陆。2008年8月21日在成都老家仙逝。
王叔岷先生治学，由斠雠入义理，兼好词章；尤精研先秦诸子，遍校先秦汉晋群籍，是海内外广受推崇的斠雠名家。有人称王先生是20世纪在庄子字意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王叔岷撰有专著近30种、论文200余篇。主要著述有：《诸子斠证》、《庄子校释》（全2册）、《庄学管窥》、《左传考校》、《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史记斠证》（全5册）、《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刘子集证》、《斠雠学（补订本）·校雠别录》、《古籍虚字广义》、《慕庐论学集》（2部）等，及《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