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北洋大学，黄汲清想去南方报考孙中山刚办起的黄埔军校，可惜身体条件不符而未果；在同学的劝说下，他去报考海关税务学校，笔试通过了，却因口试、面谈不符合洋人口味，未被录取。政治的腐败、政客的丑恶，在他眼前暴露无遗。此时的黄汲清陷入了报国无门、救国无路的痛苦中，使黄汲清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北大求学时改名“汲清”
黄汲清再次来到北京，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报考北京大学，结果成绩名列前茅。他选择了地质系，坚定地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他还就此改名为“汲清”，意为“广纳新知，博采群书”。而其长达70多年的地质人生由此开端。
当时中国地质学会刚建立不久，北大良好的学习环境、周围的良师益友、相互切磋的学术气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黄汲清。北大4年，除课堂学习外，黄汲清每学年还必须进行野外地质旅行。他在一、二、三年级，先后考察了北京西山、山东泰山、淄博煤田、内蒙大青山、大同煤田等地质和矿产。
刚读大三时，黄汲清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到北京西山做地质调查，他写出的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竟指出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把因冲断层重复了的下奥陶统地层分成两个单元的错误。这是他的首篇学术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得到了中国地质学会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
就在那西山之巅，意气风发的黄汲清赋下明志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
毕业前夕，他又随着当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考察了北票煤田，并在矿上实习。
那时，军阀混战仍常年不断。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枪杀了刘和珍等进步青年；后来，张作霖又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邓文辉等北大师生，中国北方进入最黑暗的年代。黄汲清对反动军阀和丑恶政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同时也更增强了他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信念。
1928年夏，黄汲清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随后进入当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地质界先驱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的麾下，从练习生干起，跟随后来惨遭土匪杀害的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北上东北、华北、陕西，南下云、贵、川，转战四方“敲石头”……
“初生牛犊”不畏科学艰险
黄汲清深知，地质科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以祖国大地作为背景，积累大量的实际资料，才能有所超越，才能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到地质调查所不久，黄汲清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于1928年秋随当时被地质界誉为“十八罗汉”之一的王竹泉，一道赴东北考察辽宁本溪和阜新煤田。1年后，在完成了这两大煤田的地质报告以后，黄汲清又随学长赵亚曾踏上了西南考察的征途，先后踏勘了陕、甘、川、康、滇、黔等省，1年又3个月，徒步万里，翻越峰高谷深的秦岭、大巴山，涉过激流汹涌的白龙江、金沙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踏过土匪出没的险恶之地，纵穿四川盆地，二渡贵州赤水河，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和大量化石标本。
黄汲清与学长赵亚曾，在峨眉山和龙门山白鹿顶的考察过程中，不仅查清了峨嵋圣山的地层层序，特别是首次证实了阿尔卑斯构造在龙门山的存在，将中国地质与近代地质科学发源地的欧洲地质接上了轨，证明了世界近代地质学理论同样适用于指导中国地质的实践。而中国的地质实践，也必将丰富世界地质科学的宝库。
不幸的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科学家赵亚曾，却在云南惨遭土匪的杀害。当时身在四川叙永的黄汲清，悲恸欲绝。但他未被吓倒，而是肩负着同伴未尽的事业，继续奋勇向前。他只身一人，下云南，入贵州，随后又加入到时任地质所所长的丁文江率领的川广铁路勘察队里，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
此次大跨度的时空上的调查实践，在黄汲清的人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艰难险阻磨炼了他的坚强意志，祖国的壮丽山川陶冶了他的高尚情操，同时血与汗更浇灌出了丰硕的科学果实。
1930年7月初，完成了长达15个月野外调查的黄汲清回到了北京。他首先见到的，就是从河北家乡来京的赵亚曾遗孀和3个幼小的孩子。他与同仁们发起捐助活动，成立基金会，抚养遗孤。
为了纪念战友，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以赵亚曾为第一作者，在当年底前便完成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的专著和地质图册。这部著作指出了秦岭山脉的形成，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南北方的主要分界线，同时还论及铁、铜、金和盐、煤、石油、天然气、石膏等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分布，对中国地质、地理上的这一关键性地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研究，成为我国区域地质理论的重要经典。
从1931年开始，黄汲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和著述，先后写成《中国南方二叠纪珊瑚》、《中国晚二叠世腕足类化石I》、《中国晚二叠世腕足类化石II》3部古生物著作。不久，他又完成了一部题为《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的地层学重要专著，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的总结，把中国二叠纪地层做了系统划分和对比，初步奠定了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的研究基础。
当时，二叠纪地层研究在国际上还是薄弱环节，均以苏联的乌拉尔西坡Perm地区作为国际二叠纪标准地层。其实，中国的二叠纪地层，特别在南方，分布广，剖面佳，化石也丰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质工作者曾做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都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使得黄汲清的成果在当时成了世界上这一研究领域中最先进、最系统、最可靠的总结之一，当即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一致好评。
1933年，在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地质学家舒可特在他的世界二叠纪总结论文中，就引用了黄汲清的这一成果。黄汲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专著，也成了研究世界二叠纪地层的经典文献，成了创建我国南方二叠纪和有关化石门类研究的学术基础。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经济价值日趋显著。以产煤、锰、石油和天然气等沉积矿产而著称的中国二叠纪地层，成了世界标准剖面之一。
被选派赴欧洲留学
从1930年夏到1932年夏，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黄汲清就写出了6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专著，使得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备受国际地质界瞩目。
黄汲清以其突出的才干和成绩，为所长翁文灏所赏识，于1932年被中华教育基金会派往欧洲留学，在瑞士浓霞台大学有幸成为世界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冈的研究生。恩师的教导，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为他奠定了大地构造学的基础。
构造地质学是地质科学中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学科，黄汲清就选择了攻读构造地质学作为博士学位的主攻方向。3年之中，在导师的指导下，黄汲清系统、深入地学习、考察、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并对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作了实地考察。黄汲清的聪颖与刻苦，赢得了导师的青睐，他们教学相长，互敬互学，结成了忘年交，谱写了一段中、瑞两国科学家的友谊佳话。
1935年夏，黄汲清用法文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苏黎世大学的地质教授称赞，此文对阿尔卑斯山彭宁构造带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直至60年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前主席杜伦佩还指出，这篇论文至今仍有相当的价值。
【名家小传】
黄汲清（1904—1995），原名黄德淦，四川仁寿人。著名的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地层学和石油地质学家，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21年考入北洋大学，因闹学潮而被学校开除。后考上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毕业。1932年留学瑞士浓霞台大学，193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在中央研究所（后为研究院）工作，先后任技正、所长、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地质矿产普查勘探指导和石油地质与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历任西南地质局局长、中国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等职。1980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其自然科学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当选为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汲清是继李四光、丁文江、翁文灏之后中国的又一地学泰斗，是国内外著名的地质学家，其工作涉及地质学的众多领域，均取得重要成就。他发表了150余篇文章，出版了20余部专著，其中一些被国外译成多种文字。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并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3位“两弹一星元勋”一道，成为专为中国最杰出科学家设立的“何梁－何利奖”的首获者，以褒奖他为祖国石油、地质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魏寿昆与北洋大学：勤俭苦读，实事求是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魏寿昆在校时，学监王龙光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就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
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地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3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魏寿昆是1923年到1929年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当时的学制是小学7年（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大学6年（其中预科2年、本科4年）。他在预科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德语、国语及制图，2年读完，成绩及格后，直接升入本科。在本科，他读的是矿冶工程系（当时称为采矿冶金学科），既学采矿又学冶金，学习课程门类很多：
数理力学系统的课有高等数学、物理、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等，化学系统的课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工学化学等，地质系统的课有地质、地史、矿物、岩石及矿床学等，机电系统的课有机械学、热机学、机械设计机工厂实习及电工学等，土木系统的课有测量学、房屋建筑等，采矿系统的课有采矿法、矿山机械、矿山运输及矿山法规及矿业经济等，冶金系统的课有选矿学、试金学、钢铁冶金、有色冶金、金相学及矿冶厂设计等。课程门类多，学生负担重。
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及学期、学年考试，均以严格著称。当时国内各大学都各自招生，北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有时去广州）几个城市招生；但北洋在校同学则遍于全国各地，远至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各省都有，而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的同学更不少。当然，由于学校设在北方，华北、东北近水楼台，学生来源当以此部分人居首位。
每年报名投考者数以二三千人计，但只录取一个班，仅60人。另录取一个补习班，也是60人；大多补习1年考试及格，明年即自动升入大学预科学习，所以这些人要读7年才能毕业。这样，每次预科一年级有120人，6年之后毕业时（经常是3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中途落选的人有种种情况，如降级、病退、因经济困难退学，也有因政局动荡（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被迫退学等。
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而学校行政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魏寿昆在校时，学监王龙光（王紫虹）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几分钟之前就站在学监处（即现在的教务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的教师们问声“早安”。
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王龙光毫不客气地拿着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3分钟！”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从此以后，再没有教师敢迟到了。
俭朴苦读的学风
北洋大学是一所比较贫穷的学校。校舍是由清朝武器库改造的，并不华丽，经费少，贫苦的同学较多。当时学生每年交学费10元；新U形宿舍楼盖成以后，每年收宿费12元。对学年考试成绩超过85分的学生，可以免交下学年的学费及宿费。
书籍有贷书制的办法，即教科书全部由学校供给。读完一门课后，该门教科书可由学生以半价收买。如不愿意要，则可交还学校。学生的主要花费，是每月的伙食费。伙食由同学自己经营、组织食堂。1923年魏寿昆初入学时每月伙食费5元；到了1929年毕业时，因物价上涨，伙食费增加到每月7至8元。因此，一个学生如果节俭度日，一年有100元就足够了。可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例如有些教会大学或私立大学，一个学生每年要花费200至300元。
北洋大学全部学生住校，校址在天津北郊，离城中心较远，学生很少进城，星期日也死啃书本或做作业。北洋大学一向有俭朴苦读的学风，西装革履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同学都是长袍布履。花花公子的少爷们不到北洋来读书，他们吃不了那样的苦。
惨淡经营的中流砥柱
魏寿昆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校长是刘仙洲。刘仙洲校长本是香港大学荣誉毕业生，专攻机械。他在北洋执政的4年（1924—1928）期间，学生中毁誉兼半；但离校之后，大多数毕业生对刘仙洲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4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4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4年。当时正值北洋军阀快临死亡，因之相互倾轧、内乱频仍达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期，因内战学校2次被迫停课，而学校经费更是靠不住，经常拿不到。教师拿不到工薪，学校不能按期开学。
据魏寿昆回忆，记得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当时教师不仅不能及时按月拿到工薪，而且得到的纸币钞票又有不同的票面价值。北洋经费来自河北省政府，发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但1元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只等于中国银行（当时的权威银行）钞票8角。也就是说，河北省银行的钞票的票面价值应打8折。地质教授王霖之在课堂上就和大家讲，他收到了河北省银行钞票，就毫不客气地如数退还；并且威胁学校，如果不给他换成中国银行钞票，他就拒绝上课，结果是学校只得给换发中国银行钞票。幸好其他教授、教师们都还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河北省银行钞票。如果全体教师都不接受这种只能按8折票面价值使用的钞票，那20%的亏损学校又怎能担负得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