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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中国四川历史上的茶叶经济(3)

清朝为了保证对藏区茶叶的供应,仍把川茶分为边茶腹茶两种。并在打箭炉、松潘、灌县形成三大边茶市场。在引法上则有边引、土引、腹引之分。边引行销边地,土引行销土司,腹引行销内地。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州县茶引统计,全川共颁行引票146713张,其中边引为101317张,土引为311200张,腹引为14276张。即69%的茶叶销往边地藏区,21%的茶叶销往天全土司地区,销往内地的茶叶不足10%。光绪年间西南路边茶引额共126894张,其中打箭炉地区的南路边茶引额共108000张,占85%,松潘、灌县地区的西路边茶引额共18894张,仅占15%。同明朝一样,清代仍然是甘孜、西藏的边茶销售最多,也是川茶的最大销售地。

民国时期,四川茶叶按品类和传统流向分为四大产区。一、西路茶:以灌县为中心,包括汶川、崇庆、大邑、什邡等县。所产有腹茶、边茶两种。这一地区的边茶又称“正西路茶”,专销阿坝及青海南部。二、北路茶:以平武为中心,包括北川、安县等地。所产茶叶除供应本省边、腹地区外,并销甘肃南部。三、南路边茶:以雅安为中心,包括荥经、天全、名山、邛崃、屏山、峨眉、马边、夹江、高县、筠连等地。所产茶叶专销甘孜及西藏地区。四、东路茶:以万源、城口为中心,包括梁山、达县、忠县等地。所产茶除销本省外,尚有部分运销陕西。民国初年,全川发放茶票151000张,南路边茶为100000张,西(北)路边茶36000张,腹茶15000张。边茶销售占全川的绝大部分。随着川茶的衰退,印茶遍及西藏市场,进而扩展到康藏和松潘地区,加上滇茶也进入西藏,川茶的藏区市场日益缩小。边腹茶的比例随之发生变化。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结束前夕,南路边茶销量下降至三四万担(每担100斤),西北路边茶约二万担,腹茶亦略二万担。但腹茶远远不能满足内地人民的需要。随着全国引岸制度的废除和华茶在国际市场受到排斥,湖南、湖北、浙江、福建、云南省的茶叶相继进入四川,结束了四川不从外地进口茶叶的历史,仅据重庆海关一地统计,1918年重庆海关进口茶叶85担,1939年进口12670担,1940年进口6300担。内地所需茶叶的不断增加,历史上形成的川茶“边多腹少”的流向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6.结束语

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方。茶业历来是重要的经济产业,为历代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源,并且是巩固边防、维系民族团结的政治商品,在政治上和汉藏关系上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这是四川茶叶最为光荣和引以为自豪的一页。但因其是“政治商品”,它也受到历代政府的严格控制。从宋代开始,历代政府画地为牢,只许川茶销往藏区和四川内地,缺乏自由发展的余地。由于藏区人民肉食乳饮,叶老味浓的粗制茶叶更适合他们的需要,叶嫩精制、清香味淡的茶叶反而不适合他们的传统口味。这种客观条件,助长了川茶的种植加工技术因循守旧,不思改进。在茶叶的品种上唯边茶是重,忽视了其他品种的更新和发展。在东南茶叶种植加工不断改进提高的同时,四川茶叶的质量就相对日趋下降。四川茶叶在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日益衰落,市场不断被其他省区的茶叶蚕食鲸吞,使川茶业步入低谷。这种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现代科学的种植加工技术,川茶质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适合于藏区以外民众饮用的茶叶品种迅速发展,边茶的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历史上形成的川茶“边多腹少”的流向,已转为“腹多边少”的流向,绝大部分川茶都销往内地、省外以至世界各国,边茶已是川茶的一个很小的市场。

《中日国际共同研究论稿》日本独协大学《独协经济》1993年3月

前后蜀的枢密使

枢密使出现于唐末,到宋代已成力与宰相地位相当的专掌全国军政的最高官员。为了探讨枢密使及其官署——枢密院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必要对前后蜀枢密使制度作一番考察。由于封建史家认为五代是“干戈贼乱之世,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的时代,“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加上封建史家往往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周边十国的历史极不重视,对其典章制度的纂述尤为疏阔。因此,我们只能依据支离破碎的史料,进行初步探讨。

前后蜀枢密使的称谓和枢密院的建立

一、前后蜀枢密使的称谓

枢密使始于唐,因其初无“司存职业”,故《唐书·职宫志》及《唐会要》诸书皆不载其建置始末。到宋代,对其建置起始的记载已不尽一致,如《册府元龟》云:“宪宗元和(806—820年)中,始置枢密使。”但宋时多数学者认为,枢密使始置于唐代宗永泰(765—766年)时。如王明清云:“声代宗永泰时,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张唐英、马端临等也持此说。这些不同的记载说明,既使在离唐不久的宋,史家对枢密使的起始就已不甚了了。五代十国时期,许多王朝都设置了枢密使,但名号各异。如后梁改唐枢密使为崇政院使,后唐又恢复其名。又如楚王殷改“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枢密使称“判机要司”。

前蜀沿袭唐制,也设置了枢密使。其称渭主要有内抠密使和判内枢密院事。

公元907年9月,王建在成都称帝,以“阆州防御使唐道袭为内枢密使”。内枢密使是因唐代以宦者为之而得名,王建因袭不改。“内枢密使”当时又称“枢密使”。从光天元年(918)后,内枢密使名称一直沿用到前蜀灭亡。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百官表》中,将前蜀的内枢密使与框密使并列之,显是误记。

另外,前蜀内枢密使当时又有“东院开府”和“西院开府”之称,如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在《锦里耆旧传》中便被称为“东院开府宋光嗣、西院开府景润澄。”

永平四年(914),前蜀罢内枢密使潘峭,以“翰林学士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这是前蜀政权中首次出现判枢密院的称谓。判枢密院又称为判枢密院事。天汉元年(917)八月,罢毛文锡,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随后,在同年闰十月,前蜀废除了判枢密院,恢复了内枢密使的旧称。“判内枢密院事”与“内枢密使”所司职事当无区别,而具地位则似以前者为优,因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惯例,往往以高官兼任低职为“判”。前蜀改内枢密使为判枢密院事的原因,史无明载。我们认为,这当与“翰林学士承旨”有关。前蜀任枢密使者,一般皆不带“翰林学士承旨”,而毛文锡、庾凝绩两人在任判枢密院事前后,都为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由判枢密院事改为枢密使,便不再任翰林学士承旨了。在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权任就非常重要,其地位往往在众学士之上,“大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王建本人对唐翰林学士也非常崇敬,他曾对左右说:“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僚友,非将相可比也。”因此,在王建称帝后,对翰林学士承旨倍加礼遇,当毛文锡、庾凝绩典枢要时,便将内枢密使改为判内枢密院事,以显荣他们的地位和表达君主对翰林学士承旨的殊遇。

后蜀也设置了枢密使,其主要称谓有枢密使、枢密副使和知枢密院(使)事。

后蜀明德元年(934),孟知祥在成都称帝,“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后蜀从建立到灭亡,从未采用“内枢密使”的称谓。枢密使前不冠以“内”宇,当与后蜀专用士人有关。后蜀枢密使还设有副职,称“枢密副使”,如韩保贞就曾任此职。

明德元年,称帝仅半年的孟知祥卒,其子孟昶即位。当时,朝政大权为先帝旧臣所把持。孟昶与旧臣作了十余年的斗争,到广政十一年(948),前朝“故将大臣殆尽,(孟)昶始亲政事”。为了加强和巩固其统治,他对枢密院的人选和长官名号都作了调整。首先,罢免了“专权贪纵”的前朝旧臣枢密使王处回,并将怄密使改为“知枢密院事”。后蜀对枢密院长官名号的更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枢密使权重难制”;其二是新任的枢密长官“名位素轻”,不宜使用枢密使之名。孟昶这次更改枢密长官名号的目的在于加强君权,削弱枢密之权。从此,知枢密院事之名一直沿用到后蜀灭亡。

二、枢密院机构的成立

唐代内枢密使的主要职掌是上情下达,传宣君主命令,因此,“初不置司局”,“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甚至连“视事厅堂”也没有。前蜀建立后,成立了枢密使的专门办事机构枢密院。据有关史料分析,前蜀至迟在永平年间便建立了枢密院。永平四年(914),毛文锡被任命为判枢密院事,从这一称谓便可得知,当时已建立了枢密院。前蜀天汉元年(917),毛文锡嫁女,大宴宾客,“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这也证明当时确已设置了枢密院司局,且其规模不小,可以用来大宴宾客。前蜀枢密院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在枢密使的制度化方面,较唐有了进一步发展。

前后蜀枢密使的人选

宋人欧阳修说:“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其实,十国的情形世完全如此。由于战祸不断,武夫掌权,旧的典章制度被破坏殆尽,在枢密使人选问题上,前后蜀采用任人唯亲的政策,往往凭君主的一时喜好,同时又受唐代风气的影响。

前后蜀怄密使主要由君主的亲信内侍组成,既有宦官,伶官舞童、便嬖,也有皇亲国戚,成分比较复杂。这些人出任枢密使前,主要担任属于内侍系统的职官,如宣徽使、中门使,通奏使、丰德库使,广德库使、普丰库使,茶酒库使、卷帘使,然后再出任枢密使。

前蜀王建称帝时,鉴于唐宋宦官专权的教训,改用士人为内枢密使。但到晚年时,他对宿将旧臣很不信任。将军权中极重要的“判六军”也交给宦官去掌握,对宦官勾结内宠干预朝政也听之任之。王建病危时,竞发展到宦官唐文扆“以兵入宿卫,谋尽去(王)建故将”的地步。在这种情铲下,宿将大臣不得不迫使王建罢黜唐文扆的军权,才平息了这场风波。通过唐文扆事件,王建更加猜疑宿将老臣图谋不轨,他认为,“因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必不为太子用”,于是,“以宦者宋光嗣为枢密使判六军”,又重蹈唐末宦官预政的覆辙。从此之后,前蜀枢密使一直为宦官充任,前后共八年。前蜀任用宦官为枢密使,后人有些批评,其中陶懋炳先生的评论甚为中肯,他说:“虽不曾酿成如同唐朝那样的宦官专政,而宦官谮陷功臣,引导宫廷奢侈无度,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前蜀任用宦官为枢密使,不过几年,非其主流。通观前后蜀枢密使,主要由舞童、便嬖、国戚等曾任内侍官员的亲信组成。首任前蜀内枢密使的唐道袭,“始以舞童事高祖(王建)”,又“以舞童见幸”。王建选择舞童出身的唐道袭为枢密使,是与五代时期君主宠信伶官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

前蜀枢密使在任用亲信内侍的同时,也曾任用被目为清流的士大夫。如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庾凝绩都先后担任过判枢密院事。虽然前蜀选用士大夫任枢密使的时间短,人数少,但毕竟是对以往专用内侍、便嬖的一个改变,其对后世专用土大夫充枢密使有很大影响。

后蜀革除了选用宦官为枢密使的弊端,但仍保留了由便嬖、国戚等曾任内侍官员者为枢密使的弊政。如后蜀知抠密院事十七年的王昭远,就是以便嬖起家。王昭远少年时,因服侍孟知祥而被知遇,孟昶即帝位后,对这位“给事左右”的“亲狎”内侍,不断加官进爵,在孟昶亲政后,马上接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后蜀国戚伊审征,是高祖女崇华公主之子,少与后主相亲狎,其后,伊审征子又尚后主女。凭借这种特殊亲戚关系,他出任了知枢密院事的要职。

总之,从前后蜀枢密使出任前职官所属系统,可看出前后蜀枢密使主要是由君主的亲信内侍组成。如前蜀的枢蜜使潘峭、郑顶、潘炕以及宦官宋光嗣,都曾先后担任过宣徽使;后蜀的王处回、高延昭、王昭运和伊审征等人,都是由中门使、普丰库使、茶酒库使、卷帘使等职迁升为枢密使的。前后蜀的框密使虽然兼用士、宦,并建立了枢密院,较唐代在制度化方面确一些进步,但整个抠密院官僚机构仍未能从内职系统中摆脱出来,与宋代枢密院和枢密使还有区别。

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君主大都为拥兵割据、自立为帝的军阀,他们都习惯于任意措置国政,各种职务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唐代后期出现的内枢密使,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较之唐代则更加纷繁复杂,它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且因时因人而升,既不固定,又不明确。但是,经过将近五十年的发展演变,其职掌逐渐趋向于固定与明确。

前后蜀都设有总领百官的宰相,主要负责国家的政治事务,由于制度混乱,枢密使也时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如前蜀枢密使庾凝绩在光天元年(918)被蜀主命专掌“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拟案牍”。按惯例,这一系列政务都属于宰相职掌。前蜀郑项受命为内枢密吏,“即欲按(唐)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可见当时管理内库钱财是其职掌之一。后蜀王昭远知枢密院事,“事无大小,一以委之,府库金帛恣其所取不问”。很明显,王昭远包揽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事务。从上可见,前后蜀枢密使的职掌不甚固定和明确,几乎所有的军国大事他们都曾参与。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蜀枢密使制度有所发展,其职掌出现了专掌军政的趋向,这可从下面史事中看出。

前蜀枢密使参与国家军政,是其职掌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其参与程度却非常有限,且不固定。在前蜀政权中,军权由中央和地方分别掌之,中央的“判六军诸卫事”是军政中最为重要的职务,一般由皇太子或皇帝的亲信大将、宦官掌握。前蜀以枢密使判六军诸卫事仅宋光嗣一例,但时间很短,历四月便被罢免。可见,最重要的军权并没有被枢密使长期掌握。前蜀枢密使地位很高,有时甚至以最高军政长官面目出现,如咸康元年(925),后唐大兵伐蜀,蜀三招讨使兵败,枢密使宋光嗣发诏书令主帅王宗弼诛之。实际上,当时军权为王宗弼把持,诏书只是一纸空文。不久,枢密使宋光嗣也被王宗弼诛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