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这就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氛围，而发动延安整风就是他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说来，延安整风的起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子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但却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几乎濒临灭顶之灾，那就是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机密，特别是对上海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至今仍被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后，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这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江西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认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顾顺章对他们不熟悉，其中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博古当时才24岁，从事实际工作经验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成了总负责，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忠实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阵地战，提倡“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写了九篇笔记，有5万多字，后来起了个总题目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九篇笔记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临时中央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说：“临时中央……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逞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这是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热衷于搞公开斗争，凡事爱暴露，结果把白区都丢光了。毛泽东还说：“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做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以上这些是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搞统一战线，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结果把他们都赶到敌人那边去了。
在这九篇笔记中，毛泽东还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这段话更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痛恨，简直是深恶痛绝。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重新参加了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后来就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此后，毛泽东虽曾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便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例如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对国民党妥协，结果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近年来解密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档案则表明，陈独秀之所以会犯右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开展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在此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他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就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在实践中，王明的这种右倾思想给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束缚了其发展壮大的手脚，使党未能抓住时机在华中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打破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经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是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毛泽东。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毛泽东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使革命屡屡遭到挫折。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延安整风？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中央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