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回首:中国共产党历史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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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社会关系的调整(4)

***冤案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利用伪证炮制的《审查报告》,给***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列举了七项“反革命罪行”,作出了“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中共中央在1979年2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一案进行复查。复查小组经过大量严密细致的取证核实工作,证实给***罗织的罪名一项都不能成立,完全是江青一伙采取逼供信的恶劣手段制造出的大冤案。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八届十一中全会加给***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完全推倒对***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5月17日,***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冤案的平反昭雪,清除了阻碍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最后的一道政治障碍,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加快了冤假错案的平反进程。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电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翻。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查明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纪委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向全党公布了他们的问题,同时撤销《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冤假错案近2万件。

五、对历史遗留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开展起来后,对过去“反右派”“反右倾”“四清”遗留下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任务基本完成后,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文革”前遗留下来的各种案件高达上百万件,涉及数百万人,影响到上千万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对“右派”的摘帽和复查改正工作

1978年,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刚开展不久,复查“右派”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提出来了。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请示报告》,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划了45万右派分子,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央有关决定,先后五批摘掉了约33万人的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右派帽子,连同过去已经摘帽的都应给予妥善安排。

1978年6月中旬,经中央批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会后,以统战部、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报送《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其主要精神是单纯给右派摘帽。为充分贯彻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原则,3个月后,五大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再次开会研究,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原是党团员的,应予恢复党籍团籍。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份文件。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为完成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任务,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成立办公室。10月17日,中组部成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领导全国的右派改正工作。各地各单位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进行了右派平反改正工作。至11月中旬,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人民日报》等报刊还连续发表了中央党校、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促进了全国改正右派的工作。在甄别改正错划右派工作中查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远不只过去统计的45万人,而是55万人,其中大量是学有专长的人才。据工业、文教部门统计,被错划的右派中,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有的单位达8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加快了步伐。1979年2月,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公安部、中央党校、河南永城县委等单位介绍了他们解放思想做好复查改正工作的经验。会上第一次提出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强调“改正错划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这就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地也都召开了类似的会议。随后,党中央又对右派改正后的安置等善后问题做出了有关政策规定。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0年基本结束,已改正的有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以上。对失去公职的27万人,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1981年上半年继续进行复查,维持原案不改正的仅有5千人,只占总数的1%。也就是说,只有这1%的人不适用于摘帽的情况。另外,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余人以及受到株连的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中共中央对错划右派的复查改正,解除了长期压在几十万人连同他们亲属几百万人身上的政治包袱,在海内外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积极的政治影响。

(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遗留问题的清理

为了正确、妥善地处理好“文革”前的历史旧案,1979年6月,中央组织部召开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和研究处理“文革”前历史旧案的方针和原则,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还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这几方面的案子,该复查的还要复查。会议强调,主要着眼于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经济问题上过多纠缠。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意见》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前老案的处理,仍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错的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本着这个原则,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大的错案进行了复查平反。

1.复查纠正“反右倾”运动的冤假错案。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凡是一切搞错了的人和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纠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处理“反右倾”运动中的问题,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中央组织部协助。全国得到平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涉及300多万人。

2.复查纠正“四清”运动的冤假错案。1978年5月,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贵阳市“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邓小平立即给予批示,要求中组部和省委商定一个解决方案报中央。据此,中组部提出了复查纠正“四清”运动中冤假错案的具体规定和工作要求。各地按照中央精神,对“四清”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全国共纠正“四清”中的错案63万起。

3.为小说《刘志丹》和受到牵连的习仲勋等人的错案平反。在1964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尚未成稿的小说《刘志丹》,并牵连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说明这根本不是“反党阴谋活动”。1980年初,经中央批准,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4.为胡风冤案平反。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属错案错判,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5.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潘汉年、杨帆冤案平反。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一案得到平反昭雪。

除上述之外,中央平反的冤假错案还有:1958年的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的错案;为因提出“合二而一”获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一案;1962年、1964年对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错误批判和撤职;对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批判和处理;遭受错误批判的1961年制定的《科研十四条》;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平反等等。

这些多年的历史积案重新复查纠正,恢复了历史的公正,大大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三)对若干重大历史老案的复查和解决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还复查了一些长期未解决的以前的历史老案。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案件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有的还留下政治尾巴。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重新翻腾出来,继续伤害了大批同志。这次在复查中得到彻底解决。

1.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地下党组织进行普遍清理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失误,致使一些干部受到错误的处理和不公正的对待。其中,以福建地下党和云南地下党的问题最为典型。

1979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康生、“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为数以千计的遭受残酷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恢复了政治名誉。

1979年8月,文化部党组发出通知,为“二流堂”平反。所谓“二流堂”是抗日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场所,“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