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856年，英国工程师约翰和威廉两兄弟在印度德里西北修建从拉合尔至木尔坦的铁路时，因铺设铁轨需要道砟而发现了掩埋在地下的古城哈拉帕，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现。他们从这座古城废墟中取走了大量的砖石垫在铁轨之下，铺设了长约160公里的一段铁路。直到1920年，考古学家才闻讯赶来发掘。同年，巴纳尔仁在哈拉帕以南约650公里的“死亡之丘”发现了又一处类似的古城遗址——摩亨佐·达罗。1922年起开始发掘，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印度国内均绝无仅有。这两处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它与埃及、巴比伦、中国的文明一样悠久和辉煌，故并称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摇篮。
根据最近20年来印度、巴基斯坦两国考古学界共同的调查结果表明，已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址数量超过200处，其分布范围东起新德里近郊，西抵伊朗边境，南达古吉拉特邦，北止喜马拉雅山南麓。东西长1 550公里，南北宽1 100公里，面积几乎与英伦三岛相当。
4 500年前，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城市在印度河谷地区，富庶繁荣，盛极一时。这两座城市有可与现代工程媲美的排水系统，还有四方网格设计的整齐街道，不愧为城市设计的杰作。建造这两座城市的人民，也建立了一个帝国。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全是个谜……等到有人能辨认他们那种奇怪的象形文字时，才有希望解开这个谜。
印度河文明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巴基斯坦境内的“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遗址的重见天日揭示出，早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好几个世纪，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繁荣的青铜时代文明，它具有规划完善、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和众多的小型城市以及居民点，不仅有赖以生存的农牧业，而且还有相当发达的海外贸易。
曾几何时，印度河文明沸沸扬扬，扬名四海，怎奈好景不长，它大约持续了750—1 000年左右，便倏然消逝了。印度河文明的突发性产生本身就耐人寻味，其忽然消逝更是令人捉摸不透。
■印度文明起源的见证地
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兴建一条铁路就是进步的象征，这标志着一个国家跃入了现代化的建设。19世纪印度兴建铁路时，竟然出乎意料地揭露出不少古代秘密，把印度文明的起源推早了约2 000年。
东印度铁路公司的工程师，约翰和威廉姆·布伦顿兄弟，在印度河谷砂质冲积土壤上铺设轨道时，遇上了困难。据约翰事后追记，1856年“我一再动脑筋想着怎样去找这条铁路路基需用的道砟”。随后他听说，距铁路线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布拉明纳巴德的古城遗址。他前往巡视，发现该城用烧制精良的硬砖建造。他又说，“我深信这里就是个大石场，有我需要的道砟”。这样一来，布拉明纳巴德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破烂的样子了。
在北面，威廉姆那段铁路线到达另外一座古城遗址附近。古城遗址上的砖，早已被人拿去建造了现代的哈拉帕村。古城只剩下几座光秃的土丘。威廉姆也仿效哥哥约翰的方法，搜寻史前哈拉帕废墟残余的砖头用做道砟。结果他们所费无几，就得到建造93公里铁路所需的上好道砟。
除了砖以外，工人还掘出少量古物，包括用冻石刻的印章。其中一枚印章引起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的注意。坎宁安是一位将军，也是考古学家，1856年到过哈拉帕。那枚印章上刻着一头公牛和一种陌生的文字。这位将军认识到这是一项重大发现，不过直到1872年出任“印度考古查勘团”团长时，他才能到那个地区去进行发掘工作。他这项发现的消息则迟至1875年才公布，距离实际发现时间已将近20年。事后，考古工作销声匿迹，没有人再加以理会。
1920年以前，专家都认为印度文明的起源，应该在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次大陆前的数百年间。已发现的印度最早由村落发展为城市的遗迹，是拉查格里哈那些不用灰泥垒石而成的大石墙。学者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
20世纪初叶，印度考古队总负责人约翰·马歇尔爵士把坎宁安将军的印章和哈拉帕的其他古印章加以比较研究。由两者的特点看出，哈拉帕文明的年代要比过去预想的更古老。1920年，马歇尔派了一位印度考古学家着手发掘哈拉帕那些土丘。这位印度考古学家的发现，替马歇尔的论断找到了证据。马歇尔曾断言，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之前，“印度有过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历时至少1 000年之久。”当时还没有发现比拉查格里哈那些大石墙更古老的建筑物，因此尽管马歇尔的论断极为大胆，他的估计还是把印度的文明估迟了1 000多年。
1922年，马歇尔考古队中的另一位印度考古学家，在哈拉帕以南大约650公里的摩亨佐·达罗，开始发掘一些大土丘。这两个地方的发掘工作，一直进行了几个季度，终于发现两座古城的遗迹极为相似，显然同属于一种文明。在印度传说中，还没人提到过这种文明。
现在看来，这个文明似在公元前2500年发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没落。这两座主要城市所遭遇的命运，显然并不相同。虽然有证据显示，它们那些复杂的城市建设、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是蓦然出现的，但是这两座城市似乎在这个文明没落前就已遭放弃，时间大概早在公元前2000年。可惜现代考古学家对这两座城市在什么情况下趋于没落，仍然没有答案。
这个文明称为印度河文明，印度河孕育了这个文明，或许也毁灭了它。这个文明也称为哈拉帕文明，因发现第一个城市遗址而得名。这个文明在全盛时期，传播很广，远达印度河谷以外的地方，范围比现今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国总面积或旧埃及王国要大得多。
50多年来，在发掘这个文明的遗迹时，许多谜团相继出现。就像一个庞大的拼图游戏，每一项新发现，非但不能提供线索解决全盘问题，反而因为引起新见解而使问题更加弄不清楚，每项解释总有疑点。发掘出来的是什么建筑物和有什么用途，发现的文字，以及这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概况等，无一不是个难解的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健全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兴起，然后又神秘灭亡？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各占地数百英亩，是印度河文明中的两个最重要城市。此外，还有近百个已发现的遗址，或同属印度河文明，或曾深受其影响。这些遗址中，极少有超过24英亩的。大多数位于今日的巴基斯坦，也有些在印度。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所谓“印度河谷古国”的疆域实在很大。
至今已发掘过的遗址中，看得出发展的步骤大致相同。这种相似的现象表示印度河文明是一个整体。这种发展的步骤，在摩亨佐·达罗还没找到确实证据，原因是该地底层深埋在泡水的淤泥里，还未进行发掘。但是在隔河相对的科迪吉，发展过程完整的遗迹已经发掘出来了。
■“死亡之丘”的历史原貌
摩亨佐·达罗位于今天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城以南24公里的印度河东岸，西南距卡拉奇海港约225公里。摩亨佐·达罗，意思是“死亡之丘”，遗址由东、西两个土丘构成，高出周围平原约18米，叠压着丰富的文化层。虽然如今由于地下水位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已无法发掘清理到最底层，但是，钻探资料表明，这座古城之下不存在一个前哈拉帕文化层。就目前已发掘的结果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9—10个依次叠压的考古文化层，其中最低的一个文化层深达12米。鉴于各层中的出土物如偶像、陶器、印章等大致相同，考古学家们认为它可能代表着大约500—1 000年的人类连续居住期。
摩亨佐·达罗古城面积260万平方米，鼎盛时期人口估计将近4万人。城市分为城堡和市区两部分，笔直如砥的街道在十字路口直角相交，房屋排列井然有序，因此，它被看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完善规划的城市。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的一座世界名城。
摩亨佐·达罗古城的建筑物都是用火砖砌成。今天，当你漫步在这座城市遗址中时，四五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举目可见，街道水沟历历可辨。古城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地势较高，建有设防严密而又坚固的城堡，是统治中心所在；东面地势略低，是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生活区。城堡建在一个10米高的人造平台上，有高而厚的城墙和防御塔楼。城堡中心是举世闻名的长方形大浴池，长10米，宽7米，深2.4米，周围建有一系列公共建筑物，浴池底部的火砖用沥青进行过防水处理，然后用石膏灰泥砌合，密不漏水，浴池南北两侧设有阶梯，通到浴池的底部。大浴池是摩亨佐·达罗的典型遗迹之一。
紧邻大浴池的西边是一个带有通风管道的粮仓，建在火砖砌成的平台上。粮仓最初东西长45米，南北宽27.5米，后来又进行了扩建。专家们认为，大浴池是专供祭祀的场所，粮仓是聚集财产的仓库，两者结合在一起，寓意着生命的再生和繁衍。
城堡南部还有一组公共建筑物，其中心是会议厅。由此可见，城堡不仅是全城的统治中心，而且是宗教中心。统治者凭借大浴池的威信和粮仓的力量行使着对广大平民的生杀予夺大权。
古城的东面是居民生活区，有东西走向的干道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3条，或相互平行，或垂直相交，主干道宽达10米，将城区划分为12个区域。在每一个区域内又有宽1.5—3米左右的小道与主干道相通，将城区划分成更小的方块。街道之下，有砖砌的排水沟。整个城区内居民住宅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居民住宅主要用红砖砌成，大小、高低和设备差别很大。有的只有2间小屋；有的却有许多房间和厅堂；还有两三层的楼房，内设有厨房、盥洗室和卧室，显然是富人的住宅。居民住宅的大门面向小街，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将污水排入小街的排水沟内，然后汇入主干道的排水沟中，排水沟上设有许多检查用的小孔，以防淤塞。而贫民的住宅根本没有这些设施，反映出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如此复杂的城市排水系统不仅在历史上无与伦比，即便在当今世界，也是诸多城镇望尘莫及的。
史前时期的摩亨佐·达罗古城屡遭洪水肆虐，然而每次洪水消退后，很快城市又按原样得到重建，严格地维持了原有的城市规划。这显然与当时的强权政治统治着这座印度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有关，同时也反映当时的社会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在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然而奇怪的是，迄今尚未发现神庙、宫殿或王陵之类象征宗教或世俗强权的纪念物，而且出土的武器也很少。这种现象又表明，印度河流域不存在像两河流域文明社会那样的祭司和国王，是一个和平、安定、开放的社会。这一文明的发展和绵延是建立在农业与贸易基础之上的。从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兽骨材料来看，当时信德地区并没有今天这样的沙漠，在印度河东面流经信德省的河流还有一条，名叫麦赫兰河。在大河的滋润下，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农业发达。先民们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水稻、棉花和耶枣，驯养的家畜有瘤牛、黄牛、水牛、绵羊、猪、狗、象和骆驼。在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植棉织布业、养羊剪毛纺织业，有了专业分工的工匠和商人。“信德”之意即为“棉花”（一说意为海），据说当时印度河流域棉花远近闻名，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人把棉花称为“信杜”，希腊人称为“信顿”，其发音与今日的“信德”大体相近，因此“信德”一词可看做是印度河文明为植棉业鼻祖的有力佐证。
摩亨佐·达罗的手工业颇为发达。当时已有带轮子的车，二进位制与十进位制计算数字的标准度量制度，并且制造红铜、青铜和石质武器，以及金、银、金银合金、红铜、青铜、釉陶、红陶、象牙和玉髓等质地的装饰品，但没有铁器。陶器绝大多数为素面，也有鲜红条纹上再饰黑彩的彩陶。金属制作与石雕工艺娴熟，尤其以小形石印章上的凹雕工艺最为突出。在用石器、陶器和象牙雕刻的印章上不仅刻有牛、鱼、树木的图案，而且还有奇异的文字。这种文字共有500余年，自左向右读，至今尚无人能够破译。
摩亨佐·达罗的青铜舞女，以及身着三叶纹饰罩袍服装的头像与哈拉帕遗址出土的红色砂岩裸体雕像和灰色雕像，这4件工艺品被看做是印度河文明城市中“杰出的精品”。
在农牧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摩亨佐·达罗的商业贸易活动日趋繁荣。这里生产的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的装饰品被运往各地交换农副产品，与此同时，各地的农副产品被集中收缴到当地的“粮仓”，然后运送到文明古都摩亨佐·达罗。
摩亨佐·达罗鼎盛时期的海外贸易在印度河流域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最大规模的贸易是经由海路与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交往。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罗塔尔、马克兰、俾路支等各处贸易中转站，它们在保护和促进贸易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为印度河文明的摩亨佐·达罗在印度河流域的独领风骚起了媒介作用。例如在罗塔尔遗址中，出土有与波斯湾沿岸遗址中特征相似的馒头形铜铸块、波斯湾式样的印章等，还有船坞遗址，同样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也发现了印度河文明特点的发运货物的印章和封泥。
在遗址附近的博物馆内，有一幅重现当时城市全貌的图画，画面上可以看见“赭红色的城墙内商旅云集，烧砖制陶的火窑轻烟袅袅，椰枣树遮天蔽日，印度河上舟楫如过河之鲫。”考古材料证实，昔日的摩亨佐·达罗一带郁郁葱葱，水草丰茂。
以摩亨佐·达罗为代表的印度河文明究竟是什么人创造的呢？为何存在一段时间以后会突然衰落乃至消失呢？摩亨佐·达罗的主人从何而来？又去了何方？也许只有镌刻在陶器、金属制品以及石印章上的文字能够作出准确的答复。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人能够释读这种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字，由此引发了世人对摩亨佐·达罗各方面的种种推测。
关于摩亨佐·达罗的创建者大致有3种猜测：一种认为其创建者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其理由是印度河流域在当时是苏美尔人的殖民地，两河流域曾多次发现这里出产的印章、珠子和陶器等。也有人认为其创建者是雅利安人，还有人认为其创建者是达罗毗荼人。这3种说法都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关于摩亨佐·达罗的创建者依然还是个谜。
再者，摩亨佐·达罗为何突然衰亡？学术界对此亦是众说纷纭，但都不外乎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