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扰（西方列强入侵）的夹击中。胡雪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平定内乱和抵抗外患中最显赫的几位人物。有了这两大优势，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作者题注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先来看一看胡雪岩不得不处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雪岩此人所独有的创造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特殊、之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他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么样的一种混乱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较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从历史角度做一纵看。
晚明时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自发的反对管制、要求更多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斗争做出良好反应，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清军挥师入关，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作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作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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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至于被这个官僚机器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半径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利随便剥夺你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长。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由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由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第三，国家只推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到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力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十八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十九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短短二十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发展之迅速，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步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挟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挟带是少量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清朝的银两迅速外流，清朝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加快，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目视“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与此同时，帝国内部也发生了变乱。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实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洪秀全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洪秀全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漂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太平天国的突起，整个清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拯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方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决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踞，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也都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这些伟人消灭了这两只灾难巨轮的世纪传人。并因为这些伟人的势力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著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的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扬、常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上述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之敏感，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