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楚城濮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晋文公召集大臣们共商良策。
晋文公先问咎犯：楚军兵多将广，而我军势弱。要破楚军，我们该怎么办呢？
咎犯回答说：您只要对楚国实行诈术就可以了。
晋文公听完咎犯的话后又问雍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雍季说：将池塘的水放干了来捕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肯定没有鱼了。把山林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呢？可是第二年也就不会有野兽了。使用欺诈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但以后就无法再得利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还请国君三思。 晋文公经过认真的思考，最后还是采纳了咎犯的主张，从而在城楼大战中大败楚军。
晋文公回国以后论功行赏，却把雍季排在首位。不少人对此十分不满。
有人大胆地问：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计策。您采纳了他的计策，而行赏却把他放在雍季的后面，这恐怕不合适吧！
晋文公听后笑了笑，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而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里有把顾及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之前的道理呢？ 听了晋文公的解释后，大家都心悦诚服地让雍季得了头赏。
依靠诈术办事，即使暂时成功了，最终也会毁坏；即使胜利了，最终也会失败。春秋时期，普天之下取得胜利的人很多，但最后成就霸业的人只有五个，晋文公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也就赏罚得当。他明白，道义是“百世之利”而功利只是“一世之务”只有尊崇道义，才是掌握了“胜之所成”因此，行赏的原则应该以道义为上，而以功利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