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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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杂论卷(1)

标准与尺度

自序

这里收集的是去年复员以来写的一些文章,第一篇《动乱时代》,第二篇《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和末一篇《日常生活的诗》是在成都写的,别的十九篇都是回到北平之后写的。其中从《甚么是文学?》到《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七篇,原是北平《新生报》的《语言与文学》副刊上的“周话”,没有题目,题目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才加上去。这《语言与文学》副刊,每周一出,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主编的,我原定每期写一段儿关于文学和语言的杂话,叫做“周话”。写了四回,就觉得忙不过来,于是休息一周;等到第二次该休息的时候,索性请了长假,不写了。该是八篇,第一篇实际上是发刊词,没有收在这里。本书收的文章很杂,评论,杂记,书评,书序都有,大部分也许可以算是杂文罢,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

抗战期中也写过这种短文,起先讨论语文的意义,想写成一部《语文影》,后来讨论生活的片段,又想写成一部《人生一角》,但是都只写了三五篇就搁了笔。叶圣陶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说这些文章青年人不容易看懂。闻一多先生也和我说过那些讨论生活片段的文章,作法有些像诗。我那时写这种短文,的确很用心在节省字句上。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特别是那几篇“周话”,差不多都是在百忙里逼着赶出来的。还有《论诵读》那篇,写好了寄给沈从文先生,隔了几天他写信来说稿子好像未完,让我去看看。我去看,发见缺了末半页。沈先生当天就要发稿,让我在他书房里补写那半页,说写完了就在他家吃午饭。这更是逼着赶了。等我写完,却在沈先生的窗台上发见那缺了的末半页!沈先生笑着抱歉说,“真折磨了你!”但是补稿居然比原稿详明些,我就用了补稿。可见逼着赶虽然折磨人,也能训练人。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些效验的。

这本书取名《标准与尺度》,因为书里有一篇《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而别的文章,不管论文,论事,论人,论书,也都关涉着标准与尺度。但是这里只是讨论一些旧的标准和新的尺度而已,决非自命在立标准,定尺度。说起《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这篇文,那“标准与尺度”的意念是从叫做《种种标准》(Standards)一本小书来的。我偶然从一位同事的书桌上抓了这本书来读,这是美国勃朗耐尔(W·C·Brownell)作的,一九二五年出版。书里分别的用着“尺度”(Criteria)和“标准”两个词,启发了我,并且给了我自己的这本小书的名字。这也算是“无巧不成书”了。

谢谢原来登载这些短文的刊物,我将这些刊物的名字分别的记在每篇篇尾。谢谢文光书店的陆梦生先生,他肯在这纸荒工贵的时候印出这本书!

1947年12月,北平清华大学。

动乱时代

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的笼罩着全中国,也或厚或薄的弥漫着全世界。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著了;有我们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我们也明白太平时代还遥远,所以先只希望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余,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动乱的局势好像比抗战期中还要动乱些。再说这动乱是世界性的,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动乱;我们不能计算,甚至也难以估计,这动乱将到何时安定,何时才会出现一个小康时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灭了。

中国向来有一治一乱相循环的历史哲学。机械的循环论,现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广义的看来,相对的看来,治乱的起伏似乎可以说是史实,所谓广义的,是说不限于政治,如经济恐慌,也正是一种动乱的局势。所谓相对的,是说有大治大乱,有小治小乱;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情形不同,却都有它们的治乱的起伏。这里说治乱的起伏,表示人类是在走着曲折的路;虽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总在向着目标走上前去。我相信人类有目标,因此也有进步。每一回治乱的起伏,清算起来,这里那里多多少少总有些进展的。

但是人们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乱。动乱时代望小康时代,小康时代望太平时代——真正的“太平”时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人类向着这个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免试验与错误,也就不免冲突。现实与现实冲突,现实与理想冲突,理想与理想冲突,样样有。从一方面看,人生充满了矛盾;从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却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类在种种冲突中进展。

动乱时代中冲突更多,人们感觉不安,彷徨,失望,于是乎幻灭。幻灭虽然幻灭,可还得活下去。虽然活下去,可是厌倦着,诅咒着。于是摇头,皱眉毛,“没办法!没办法”的说着,一天天混过去。可是,这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中年人,他还有相当的精力,他不会甘心老是这样混过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于是颓废——烟,赌,酒,女人,尽情的享乐自己。一面献身于投机事业,不顾一切原则,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干。反正一切原则都在动摇,谁还怕谁?只要抓住现在,抓住自己,管甚么社会国家!古诗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人。

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住现实还是抓不住。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于保守太过,抱残守阙。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1946年7月12—13日作。

(原载1946年7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

——悼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作出点滴的饾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得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原载1946年《文艺复兴》)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1946年7月20日作。

(原载1946年8月30日《国文月刊》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