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试验班”的初衷是好的。在今天，这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学术界同文艺界一样，景况萧条、青黄不接已成了普遍现象。老者老矣，幼者尚幼，中间一段后继乏人，大师级人物、有份量成果如凤毛麟角、罕有其迹，这也是有目共睹。“人文试验班”的创办，我相信它有相当意义，对抑制学术界的名利观念与浮躁心理、刺激人文事业发展、调整传统教育体制、改良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新生学术力量，以及保证社会科学的正常存在与发展等等，都具有近期效果与深远影响。再说，这种体制的设立也并非铁板一范，不可更易。部分学生还可以“半路出家”另投他门，从事具体社会工作。毕竟，“试验班”并非囹圄与羁套，否则便失去了价值。何况它刚尝试不久，有些不足，在所难免。坚持一定时间后，随着体系的巩固与完善，相信它将来会越走路子越宽的。但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录取关，如何有力地带动学生、正确地引导学生，这才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不可能对所有创办过“人文试验班”的大学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我只能就我所知的一些学校的一些现象，与大家商讨一下。
我首先要说的是，“人文试验班”招收的新生，首先文化基础就过不了关。这些中学生，大多当初一味沉湎于文学创作之中，知识面并不广，传统文化根基并不扎实。由于时代原因，现在的写作者，尤其是校园里的文学青年，他们只是宣扬平和、闲适，文字可以很美、很纯，但没什么主张与立场。他们有些近似于英国王尔德、法国戈蒂耶，即唯美主义的那类东西；在国内，则崇拜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小品文作家，如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等。当然，他们的国文功底与外语水平，还远远赶不上这些前辈。他们基本上不读古今中外有定论的皇皇名著，而是将国家级纯文学刊物的最近几期，以及时下文坛少数弄潮儿的作品奉如圭臬，模仿其文笔写作。搞小说的只知有余华格非、苏童马原，搞诗歌的只知有北岛顾城、海子西川。（一个可笑的故事是：某“校园诗人”就曾自以为是地对我说，《人民文学》今年第X期就比上期好。真的么？）
他们似乎不存在忧国忧民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写作只为了追求艺术上精雕细刻所达到的“漂亮”程度，甚至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追逐名利，如作为升学求职的“敲门砖”，以及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他们的题材无非阳光、花朵、少女、儿童，以及日月、风雨、情爱、聚散等，虽然并不一定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却缺乏力度、激情，读者只领略到美，而得不到启发感染；也就是说，尽管清新、优雅、纯净、精致，但没有力量。（这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力量的时代。）这些校园写作者，如果给以适当的引导与教育，再增加以文化、经历，也许在文学上还小有出息；但是，让他们从事严格、扎实、长期、冷清的学术研究，恐怕很困难。一则，他们的阅读、写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虽精巧而狭窄，文化底子差。（又一个故事是，笔者曾碰到过一个“人文试验班”的学生，竟连列夫·托尔斯泰与阿·托尔斯泰都分不清楚，连“三苏”、“三曹”都举不出来；诗歌能写得很“进入状态”——其“行话”，一般性文章却反而达不到起码的文从字顺、表情达意，这样的人还能搞什么学问呢？）二则，他们本来就有些贪恋声名、急功近利，通过特招、保送进大学深造（他们参加高考是不行的），目的是为以后的写作创造较稳定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环境——其实，这批人毕业后辍笔“改行”的甚众。所以只希望立竿见影，尽快离校、离本、离考、离学。也难怪问题百出。一位WH大学“人文试验班”的学生，还没读到一年时间，宁可转学回其老家东北的一所理工科院校读书；一位BJ大学“人文试验班”的学生，则因高等代数第一次测验仅得了10来分，无地自容，差点卧轨殒诗，追随了海子诸兄；而在RM大学的“人文试验班”里，屡屡听到学生们为学制漫长、遥遥无期，课程繁重、疲于奔命而苦不堪言。所以，以后各高校招收“人文试验班”的新生，应把主要眼光盯在那些读书较多、对传统文化较感兴趣（这些人的家学往往挺深挺厚）的学生身上，而不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小作家”们。当然，招收新生也不必一味看重高考分数。出类拔萃的考分虽然比一堆“铅字”与获奖证书更可靠，却也并非十全十美。
另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鼓励新生们对人文研究的积极性，向他们宣传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尽量科学地安排课程与课时，正确引导他们拓宽知识面、浚深专业能力，开发思维、端正态度，具有严谨性、融贯性、独特性；既学习前人又怀疑前人，既借鉴前人又超越前人。在这点上，我觉得现在的“人文试验班”也做得不大够。他们对新生的宣传、鼓励、引导不是很及时、得力。不少新生在“人文试验班”快上一年课了，仍对自己以后要献身的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清。问之，答曰：“老师没讲过。”还有就是，“人文试验班”的课堂学习任务太繁重，安排的课程太多，课时太紧。为了将文史哲三专业的主要科目都掌握，加上还得开多门对所有低年级文科生必有不可的“通课”（如外语、高数、体育、计算机、马哲等），他们的确需要适当增加课程与课时，课堂学习任务的确适当要重一些，课外自学的比例相应要有所减少。但是，课程太多、太重，又起了反作用。在高等教育上，需要相当数量的时间供学生个人自学。而现在大部分“人文班”则给人以超负荷之感。每个学期据说要开10来门课，每个星期5天竟有近40节（从早到晚，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对于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他们承受得住吗？“8年抗战”几人能坚持到底？也难怪会怨声载道。希望各大学以后能注意这种现象，不要太急于求成，“赶鸭子上架”，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而是适当归还些时间，让学生本人处理。再说，在开办“试验班”之外，还有不少改良教育体制、改善人文精神的具体措施，如名家沙龙、名著宣传、高考改革等。
我现在终于可以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作家班”与“人文班”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产物；尽管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具体操作不同，却都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人为促进方式。它们都是中国的高校教育力量，欲图在时代巨潮间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尽其微力，为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振兴作贡献。它们都是一种“文化救文化”的方案。它们都在适当时候、适当领域发挥了高等教育、精英文化的一定作用，且两者存在着前后启示、前后承继的关系。当然，它们还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更主要还在自我努力。“作家班”寿终正寝的灰色结局，大家已看到了；“人文试验班”的未来，也很难有乐观、辉煌。
历史的巨轮，扬帆破浪，大力向前，是依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它不以世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从具体方面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改变它，却无法在根本上扭转它的基本轨迹。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便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当今时代颇有些近似中唐，“安史之乱”刚过，“小诗圣”杜牧所处的社会背景。人们好不容易才从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时期缓过神来，解决生计问题当然是第一位的。这本来无可非议。但对于文化，相对平庸的社会生活往往于其不利。所谓乱世有“乱世文化”，盛世有“盛世文化”（王国维亦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衣食不足，才需要高亢、激越的改良口号；衣食不愁，则只求平和、轻松的调剂。当今是个太平盛世，盛世的基调是“温馨”（这个词早就被用滥了）。所以我前文也说了，这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过渡型时代。在时代面前，渺小个体无法左右它。可以在圆明园的“大水法”遗迹旁心花怒放、喜笑颜开的今天的人们（包括大学生、大学教师），已把主要精力放在物质的追求上了，对没有切实经济效益的部门则不加理会，导致体脑倒挂，导致文坛的阴柔之风，导致人文科学领域的不景气。那么，我们的大学开办“人文试验班”，也仅仅是为了适当对现状有所改观，并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正如鲁迅先生许多年前说过的，“只要我多作点努力，人变虫豸的机会总要少些。”其意义大概就在此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多才多艺、学贯中西、全面发展的大学者，如陈独秀、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陈寅恪、赵元任、辜鸿铭、吴宓、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闻一多、叶圣陶等。就连当代硕果仅存的几位大教授、名教授，如钱钟书、钟敬文、张岱年、启功、张中行、季羡林、罗国杰等（其中大多已逝），最初也都是启蒙发轫于那个时代。这种群星灿烂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是很难看到的了。我曾就“人文试验班”开展的情形，请教过几位大学老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们感慨地说：“这也是迫于无奈。”“有总比没有好。”呜呼！然后，另一位RM大学青年讲师、文学博士则尖锐地指出：“大师岂能随便‘炼’成？‘填鸭’是填不出来的。强制毕竟只算权宜之计。传统高考制度就是一种‘填鸭式’。”难道新生的大学“人文试验班”又要重蹈僵化腐朽、行将没落的“填鸭式”传统教育之覆辙？
然而我们又须坚信：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衍变、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国民素质总体改良、文化科学逐步得到重视，明天一定会更美丽！“穷则思变，富而修文”总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从当前“读书热”回升的可喜现象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让我们热爱新世纪！
4、只知道吃喝玩乐，怎么行？
夜宵摊上喧闹不止
大学与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全国各地各城市各大学的正门外、侧门外、生活区、围墙边、附近马路旁甚至校园内，一定会有大量餐馆、酒吧、书店、商场、摊点、商贩、服务部之类，都是做的大学生与大学教师们的生意，成年累月或一辈子就是靠着“大学人”谋生甚至发财，做了熙熙攘攘“大学人”的服务员也是“寄生虫”。
本书第一章《大学门口，四大学子众生相》一文中写道：“大学门口的商摊，非但应运而生，并且长存久安。白天，卖鲜花、饮料、水果、香烟、耳机、唱碟、二手机、充值卡、陕西凉皮、京东煎饼的……擦、修皮鞋的，以及电话亭、报刊点、广告员等，充斥于此；夜幕降临时，炒田螺的、烤羊肉串的、卖蛋炒饭的……又仿佛自地底下冒出，直到午夜过后。”尽管大多大学的门口都摆有“警示：非经商区，违者罚款”的幌牌，严格规定大学门外不是生意买卖的场所；但既然就经商而言这里位置好、人流量大、能赚钱，大小生意人岂肯放过？于是如蚁附膻，驱之难去。再说，大学生们也确实需要他们服务，有了他们，确实方便得多。各大学赶了一次又一次，上午赶走他们下午来，白天赶走他们晚上到，今天赶走他们明天有，疲于奔命；于是也就不再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有些大学的管理部门倒发现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干脆照章罚款，按摊、按人、按日收钱，腰包大鼓，何乐不为？于是皆大欢喜。
南方某大学的门口，简直比超市还超市，比农贸市场还农贸市场，比赶集还赶集；从早上到傍晚，从白天到晚上，从周一到周末，不管下雨天晴，不管寒冷炎热，不管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喧嚣、拥挤、肮脏、杂乱（偶尔上头来检查时，才一窝蜂把他们暂时赶走），哪里像个大学校门？水果摊、香烟摊、烧烤摊、酸味摊、修理摊、米线店、快餐店、服装店、文具店、眼镜店、报刊亭、打印部、杂货铺等，还有擦皮鞋的、配钥匙的、骑“摩的”的、开出租车的、卖鲜花的、兜售盗版碟的，还有不远处的银行、旅馆、邮局、派出所、超市、停车场、公共厕所、移动电话店……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万头攒动、喧闹不堪。经过这里，进出学校都步履艰难，嘈杂喧闹的声音也让人心烦，烧烤摊的浓烟滚滚既刺鼻又熏眼，一片狼藉的地面既难看又难闻——当然，你还要提防小偷、骗子、脾气暴躁之徒、不法商的假冒伪劣产品哟！校方几乎从未觉得与什么不妥，反正摊店越多他越赚钱，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中，最热闹、最混乱的场面还不在白天，而是晚上夜宵时。不过，它也离不开前文反映的这种背景与条件、土壤与传统。每当夜幕降临，直到翌日凌晨，通宵灯火通明、顾客不断、喧闹难息。那夜宵摊店家之多、人流之众、生意之好、场面之热闹混乱、持续时间之长，实在可观之极。尤其是在南方院校的门外，因南方常年气候更温暖，南方夜宵传统更久更强，南方商业更繁忙，南方人（包括大学生）更会消费与生活。炒田螺、炒菜、炒蛋饭、炒米线、炒花生米、烤羊肉串；喝啤酒、白酒、葡萄酒、米酒、甜酒……不少夜宵摊老板为招徕生意，而且也是“以人为本”，在旁边摆个电视机、麦克风，让他们看看进口大片（多半还是盗版碟）、唱唱卡拉OK。还有不少酒厂聘的业务员小姐（其实也是课余兼职的在读女大学生）在这里忙上忙下，到处走动，卖弄嘴皮和魅力，以宣传和推销她们的产品。反正花钱不多，方式随意，为大学生们所欢迎。
大学生们一般就是喝喝酒、吃点夜宵、唱个歌看个片，朋友聊聊、老乡聚聚、恋人约约、同学玩玩，交流一下思想、联系一下感情、沟通一下信息，或发泄一通、谈论一阵、干嚎一番（那嘶哑、尖叫、怪异、歇斯底里、毫无音乐细胞的歌喉，远远传开，在夜空中扩散与消弭，叫人经过时听见实在难以承受）——这还是比较普通的了；在其同时或然后，周围还有很多更高级的——酗酒、猜拳、斗殴、赌博、玩牌……便更加喧嚣躁乱、乌烟瘴气。或大醉如泥，呕吐不止；或猜枚划拳，高声叫骂；或动手动脚，大打出手；或玩牌搓麻，公然赌博；或咬牙切齿，唁唁不已。酒精（乙醇）的特殊作用，把他们的本性、缺点发展到了极致。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今朝疯。大学生们在这里消遣着，发泄着，放纵着，堕落着。这是高校中颇典型的一族——缺乏追求，无聊混日，游戏人生。
大学生们要是都像这个样子，又怎么能顺利毕业，毕业后怎么能找到好工作，单位怎么愿意接收你、给你一个不错的待遇，怎么能有个好前途呢？当然，大家偶尔消遣消遣、调节调节、高兴高兴，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而荒废学业，更不能因此而自暴自弃、误入歧途。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积极进取，有较高的学问和本领，才有前途啊！
部分大学生玩“网”丧志
笔者曾有一篇纪实文学《一场“网恋”一场梦》，讲述一个当今的大学生，不爱学习，没有寄托，生活无聊，在英特聊天室中认识了一个网友，对人家印象甚佳，还未确定其性别，既没见过真人，又没通过电话，他就仅凭个人臆测（从对方的网名“海公主”、清秀的文字风格、所叙述的个人经历）便断定对方是个GIRL，于是对人家产生了异样的男女之情，结果过了许久，人家不想再逗他了，不愿意继续“玩”下去了，这才把他约到外面，间接告诉他真相：自己也是个BOY。原本疲于奔命的他，此刻更加身心崩溃。
古人云“玩物丧志。”当今的一些大学生，还真是玩“网”丧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