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有两个诨号，一个是当时还属罕见的“打字机”；一个是旧书常见用的称抄手的“文抄公”。“打字机”是形容他写字之快速、整齐；“文抄公”，可喻为以抄写技长。他的一生很多时间就用在图书馆藏书补缺、校抄，那些为常人不屑做的事。鲁迅说：“你真正是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
1913年冬天，三十挂零的张宗祥从家乡浙江海宁来到了北京，出任教育部视学，与在社会教育司任签事的鲁迅同事。
他们是老朋友，还常同赴京师图书馆。据张宗祥回忆，那时京师图书馆与教育部路途遥远，平时不便去，两人只有在每年祭孔日充任执事官后，能上原国子监所在地的京师图书馆。
张宗祥常与鲁迅讨论古籍、碑帖等事宜。有一次，两人正在指着排印的善本书目发表意见，被继蔡元培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听见。几天后，傅召张宗祥谈话，要他去办京师图书馆，编好善本书目。张一再推辞不就，傅要鲁迅前来督促。鲁迅笑着对他说：“你真正是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张宗祥提出要先办好两件急事，那就是京师图书馆所在地的“大方家胡同四面居民杂处，万一发生火警，无法抢救珍本，我意先做书箱一人能扛的，所有珍本存入箱内以防万一，此其一。许多古籍脱线、残破、裂口、虫蛀，如不大量修补，如何能行，我意须招至少三四个技工进馆修书，此其二”。鲁迅答应帮助解决
1919年，张宗祥出任京师图书馆主任，从此开始了他近半个世纪从事图书馆事业的生涯。
张宗祥工作勤恳，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期间，据他自述，“日拭灰尘，以求遗逸，检查旧目，修整残编，检校谬误”（《冷僧自编年谱简编》）。他还时时出入故宫博物院，参加整理大内书籍。真正做到了躬亲书海，精鉴群书。这一期间，张宗祥也完成了京师图书馆的善本目录。张宗祥有一习惯，写作从不留副稿。可是这次他却听从了鲁迅建议：“此目必须录副，私人存一部，因为付印无时，世事变迁不定，必须另录一份，他时方有依据。”他就再抄了一份。后来果然时局频繁变化，善本有所遗失，但总算还留有目录可查。这份副目也随着他赴浙江，送进了省图书馆。
“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
顾亭林说：著书不如抄书。这里所说的抄书，其实蕴含很多图书馆治学之道，即校勘、考订。顾亭林是乾嘉以来学林公认的朴学大师，一生抄书多达千余卷，但比之张宗祥，则犹如积薪，后来居上。
张宗祥一生抄书六千卷。他的指标是手抄八千卷，拟与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相匹。由此刻有铁线篆印文“手钞八千卷楼”。
我们切不可误会抄书是抄抄写写，就像我们小学生时代抄写课文。张宗祥抄书是和古籍整理放在同一坐标轴上的。现在所知，他最迟自1915年抄的《知不知斋丛书目》，当时已是三十三岁的张宗祥，从抄校中认识到读书贵精校，须采用善本孤本。由是凡抄一书，首先是选择，然后反复审定文化价值与否，再在抄录中校勘辑佚。他后来为《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作序说：“善本之旨，在于正讹脱，别异同，以征往事，非专以历年长久而宝之也。年长久而宝之，是玩好矣，奚贵乎书？”此说虽简，却说出他抄校古籍的原由。
张宗祥抄书，是深得友朋赞赏和支持的。早在京师图书馆任职时，鲁迅建议他将馆藏的明抄本陶宗仪《说郛》十二卷本和丛书堂《嵇康集》录出，并说：“你是‘打字机’，何不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我也急需。”张宗祥允诺两个月交卷。
这时张宗祥已养成每日抄书的习惯。他抄书的特色是：一快二清。据称每日可抄一万五千字，有时逢到急需用时，通宵达旦竟可达二万四千字，而且是小楷。他曾有诗自叙：“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此情此景，人们稍作形象思维，很快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位长者伏案而书，全神贯注的态势。这样的坐冷板凳学者，现在是很少了。
张宗祥抄书也是熟能生巧，巧能生华。他抄写很少或者说没有错误字；时间久了，也积累了丰富的认知。有时他抄书如摆象棋谱，先自一页书的中心谱写有几个字，再自中心谱辐射四方；也有采取从一页的四角谱写几个字，然后再自四角先后引开，以至可以避一字不误，一句不漏。且张宗祥所抄录的书，也非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他的考订、校雠、传抄，将此抄本的版本源流、辑佚拾遗，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凡是经他抄写的书，即整理校抄的书，远胜于原善本孤本了，均可立时付梓。诸如《越绝书》（中华书局印行）、《足本山海经图赞》、《校正三辅黄图》、《吹剑录全编》（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印行）。
他手抄的书是珍本也是镇库之本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张宗祥抄书的高峰。
1921年，这年张宗祥正好是四十岁，他决心以校抄古书为终生事业。是年刻有闲章“著书不如抄书”，且自作楹联书挂于室：“分明去日如奔马；收拾余年作蠹鱼。”此后除了抗战时期离开武汉到桂林期间，被迫停抄，先后竟长达半个世纪。
建国后张宗祥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8小时外几多时间乃用于抄书。这又是他抄书的另一高峰。
张宗祥在馆长任内，十五年春秋，于馆务多有擘划，在他手里，创办了浙江省图书馆为全国同级馆的两个“第一”，即第一个古籍修复室；第一份专业刊物《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他还建立了研究部，在开展大众化图书工作时，也注意抓地方馆图书采购，强调要有本地文化色彩，要搜集、补充本省的方志和地方人士著述，等等。
他的业余时间不多，但仍用于校抄古籍。
当时浙江省图书馆在西湖孤山。虽然是盛暑酷寒，他只出馆在湖边楼外楼下吃碗面条，就赶回去工作了。稍有空隙就抄书。他虽年过七十，仍是勤勤恳恳，“夏日挥汗，隆冬呵手，朱墨纷阵，未敢稍辍”（《大小戴礼记合纂序》）。在此期间，校抄谈迁《国榷》稿三年，疏释《神农本草经》三年有余，编纂《全宋诗话》，又三年有余，第三次写定校注《论衡》一年有余，等等，此外如《大小戴礼记合纂》，本系2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就因精力有限，只写了序言和目录。
这些抄本，估计全部为六千余卷。那都是张宗祥自1915年到1965年，即他逝世那年亲手抄写的。其中有三千余卷，乃是抗战胜利时由当时中央图书馆运往大后方的，在返回时，不料船至三峡中途沉没，这批书也殃及而遭毁灭。张宗祥后来编订《铁如意馆手抄目录》，仅录存二千余卷了。1961年，张宗祥在继4年前将藏书宋刻本《五代史记》等1000余本赠送与浙江省图书馆后，又送去这批手抄本和校本240余种。他对女儿张珏说：“手稿送浙图，我一生精力在图书。我相信浙江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沈大明）
链结浙江海宁20世纪出现过不少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诗人，他们是徐志摩、王国维、金庸和张宗祥，还有一个是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余思按图书馆藏书的规则，什么样的手抄本可以定为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