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吉鸿昌出身行伍，由于作战有功，逐步由小兵擢升为高级将领。他惩于自己是武人，童年不识字之失，很注重读书。
因为知道书的功能，当他在军阀混战被倾轧下野出洋考察时也考察了图书馆。这在旧中国出洋考察的武人圈里是不多的。
纽约图书馆有四十四个分馆
1931年9月，吉鸿昌离国出洋作世界考察。他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先后到过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丹麦、瑞典和印度、菲律宾等地。这位寻找救国真理的抗日名将每到一国，他必定要参观当地的大学、文化艺术设施和图书馆、博物馆，并与中国现状进行比较，以便找出影响自己落后、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在出洋考察途中，首先感触吉鸿昌的是所乘坐的美国塔夫脱总统号邮船的设备。他发现，这艘拥有12000吨排水量的邮船设备完善且不说，仅是船上有一所图书馆和一份每天出版的报纸，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
在日本，吉鸿昌两次参观了号称“东方首屈一指”的日本国立图书馆。知道国家图书馆也就是版本图书馆，“凡日本全国出版书籍，皆须先送该馆一部。”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颇深，诸家图书馆也精心蓄意搜集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和参考。而国立图书馆“在庚子之役以及平时所搜藏我国古籍亦多”。吉鸿昌参观了各阅览室，如同时开放，它们可容纳千余名读者，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每当考试时期，如后至，辄得至数十时之久，方能轮得一缺席人内。”他还发现，日本男女青年颇爱读书，“女子阅览室，亦尝满额”。此情此景，致使他浮想连翩，想到我国北平国立图书馆“阅者常寥寥如晨星”，感慨不已。
对于图书馆的认真观察，主要在图书功能的开拓、应用。在美国，吉鸿昌发现仅西海岸的西雅图市区就拥有多家图书馆，“每人每次可借书四五本，并无质金或保证人之规定，然亦无不还者”。在纽约，他参观了全美最大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现学校图书馆建筑林立，为此他特地了解了图书馆的内部机构，如中文图书部、日文图书部：中文图书部有中国古籍和报刊杂志多份；日文图书部系日本方面见有的中国图书部，“因在日美亲善名义之下，特别捐赠者也”。哥伦比亚美术馆，当时号称全美第一大美术馆，吉鸿昌参观了它附设的美术图书馆，为“藏有我国及其他各国美术书籍四万卷，并图画五万五千片”惊讶。他欣赏藏书300万卷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全市还设有44处分馆，在中央馆，还设有中国书籍的专部管理。他还参观了盲人图书部，它藏有盲人用书12000卷和乐谱5800卷。盲人不需有人陪同，可自行前来阅读。在详细的掌握该馆收藏报刊和书籍后，并作了评估，“每年借与市民在家阅览之书籍，达千万册以上云”。
吉鸿昌参观图书馆，并非走马观花，而是从中汲取新知识。当他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文山陪同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仔细聆听介绍，并作了详细记录。他对这家创办于1800年，现已拥有429万册藏书的图书馆最感兴趣的是，收藏有中国《古今图书集成》及各省通志和县镇志，并有明代治河图及其他珍贵图书。在看了所藏的有12个州代表签字的《独立宣言》和早期宪法原件，不禁为图书馆丰富的文献收藏而感慨。在读了华盛顿亲信劝华盛顿做皇帝的信函，听到管理员介绍华盛顿拒绝，那位亲信也因此羞怯自刎时，非常感叹“华氏人格之高”，联系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生则气愤以死，没则为万世唾骂，直祥凤之视斥鹦，麒麟之视土狗耳”。
吉鸿昌目睹当时在美国“保护”下的古巴，那里最豪华的是美国人所开的赌场建筑，国会的建筑也是穷奢极侈。他参观时不禁为其富丽堂皇而吐舌，然而“出议会金门，即遇鹄形褴褛之妇女幼童成群结队，环围乞讨”。但当他了解到全国仅有的哈瓦那大学已停闭了一年，“至图书馆与博物馆等重要文化机关，则全国无一处也”，不禁拍案惊谔。身临其境的实地考察，他开始认识到殖民主义的罪恶。
凡蒂冈竟藏有三万部古抄本
几个月后，吉鸿昌又重涉大洋，由纽约来到欧洲继续游历、考察。在德国，他到过腓特烈大王在8世纪用两年多时间建立的莫愁宫（旧宫），有兴趣地翻阅了当年腓特烈曾收藏的大量藏书，还参观了柏林若干博物馆、美术馆。他对柏林一地拥有四五十所专业艺术场所很有感触，在后来的视察记里为此一一作了记录。
在罗马教皇所在的凡蒂冈，他目睹藏有14世纪三万部古抄本的图书馆，“为其余各图书馆所未有之珍藏”。这是因为罗马和凡蒂冈从未受到近世战争破坏。对比之下，在参观比利时布鲁塞尔时，对遭到首次世界大战被毁的卢汶大学图书馆深为惋惜：“内藏古籍，多属非用金钱可购者，欲图恢复，绝不可能。”由此联系到罗马教廷征服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70余万卷古书付之一炬，感到“兵凶战危，即不得已而用”，也须力求注意避免破坏文化和非军用设施。
在法国，吉鸿昌考察了号称全球第一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他发现这家图书馆所以誉称世界，就是见于有丰富的收藏品，如有地图425万卷，手抄本11万3千卷，木板书281万卷和美术品21万余件。
在伦敦，博物馆都设有图书馆
伦敦是吉鸿昌向往之处。他参观了图书馆和博物馆。
当时的大英博物院附设有国立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吉鸿昌在国立图书馆了解到，这家拥有325万卷藏书的图书馆所以富有，“因凡英国出版之新图书，均须捐赠一份于此馆。故每年新增之数，当得五万”。虽则图书众多，据称如本本相接，当延长至55英里，却因目录索引健全、科学，“内设有圆形研究室一，周围架中，专置图书目录，共计千卷”。由此感慨莫似，联系到自己国家，“其渊博之程度，决非吾国‘汗牛充栋’，‘学富五车’等夸大的成语所能形容也”。
在皇家图书馆，吉鸿昌鉴赏了击败拿破仑的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在特拉瓦尔加海战时的备忘录和英国大宪章原稿。他发现英国朝野，都非常重视博物馆、图书馆，在众多博物馆还设有图书馆。如欧战军器博物馆的图书馆“藏有图书四万卷，则皆大战期间重要史料”；帝国陈列馆（即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图书馆，“藏有关于各属地之图书二十万卷，及重要报道杂志甚多，以供公开研究”。由此联系到中国，他说：“然迄至今日，曾有将各该地之天然品、工业品分部陈列，有如此馆者乎？至于各地之山川形胜、社会生活等情况，亦曾有若干图书、制有若干画片，摄有若干电影乎？”当时中国图书馆的职能，只是囿于故土，作些收藏和阅览，很难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搜集、整理国家需用开发经济的材料工作。吉鸿昌不由感叹：“如应之日有，要到伦敦博物馆参阅西藏之材料，到南满铁路会社参阅满洲之材料，到莫斯科参阅蒙古之材料，似此情况，藏蒙满三地，又焉得不被英、俄、日三国继续拿去耶？”
在伦敦考察图书馆，吉鸿昌获得不少新知识，但更多的是从逆向思维中强化了他的爱国情结。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盛仰文）
余思1．20世纪的军人中爱读书、爱跑图书馆的还有哪些知名人士？
2．为什么众多近代学者、政治家、甚至是军人，出国考察时多离不开参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