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学者胡道静先生生前对我说：柳亚子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有次柳先生宴请通志馆同事，出席有十几位老少朋友，酒过三巡，柳就即席赠与在座者各人一首七绝诗。
柳亚子是很有才气的。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追溯其源，当然应归功于好读书。他是很善于利用自己的藏书的，他的藏书丰富兼有特色，极有利于写作和研究。
“凡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书都搜全了”
江苏吴江黎里柳家，世代书香，家学渊源甚深。柳亚子五岁就能诵读唐诗，背诵如流，十岁学写五言古诗，十二岁读完《杜甫全集》。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栉次鳞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客居上海，他的藏书圈更扩大到各种新版图书，尤其是蕴含政治、文化和历史书籍。当时上海是中国文化中心，大小出版行（书局）两三百家，占了全国一半以上。他的最大嗜好是书，买书从来不惜工本，那些印数少、装帧美的“冷门书”，必在采购之列。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柳亚子因一度遭通缉出亡日本。身在东瀛心在吴，他仍托人代为搜集图书。他的藏书中有不少是二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出版的有伪装封面的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这些书在今天已是海内孤本、沧海遗珠了。
30年代，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柳家大厅和书室里，曾排列着几十个明净宽敞的玻璃书橱，那是柳亚子归国后所置的。1935年，时任上海通志馆馆长的柳亚子，为了整理这些图书，请正在编撰上海图书馆史的胡道静来家工作。胡道静每天前来分类编目，花了月余时间，编定了《磨剑室文艺书目》，还有幸浏览了柳的全部藏书。胡道静生前与我谈话时，还记忆犹新地提到半个世纪前的“柳亚子图书馆”，说它的那些藏书很见特色，“凡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书都搜全了”。当时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气氛下，柳亚子所收藏的书籍，可以说是旗分五色，什么品种都有，除了那些革命、进步的政治理论书籍，也有国民党当局“审查委员会”公布的须查禁、销毁的文艺书籍。当时，那些专门从事查禁的文化特务，连《马氏文通》和《红楼梦》，也因书名带有“马”和“红”，认为是赤色宣传品和普罗文学，也不轻易放过。因此，柳亚子收藏的图书，连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第一流图书馆也都不敢问津，他却敢冒风险，保存了一批旧中国白区颇有价值的文化典籍。
柳亚子的可贵，是他一生紧随时代车轮不停前进。表现在藏书方面，20世纪初，出于推翻封建王朝，注重搜藏清初的禁书，为三朝罗织文字狱的佚书；在辛亥革命前夕，为推翻清朝卖国政府制造舆论，又不遗余力搜集各种革命书刊，有些在国外的出版物，像《浙江潮》、《江苏》、《河南》等，也按期订阅，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创办《复报》和编辑《天铎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报》，以及《南社丛刻》、《曼殊全集》等很好的书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胡朴安、朱希祖。当时阿英创作的以南明题材为主题的话剧《碧血花》（《葛嫩娘》）正在公演，柳亚子买了戏票去观赏后，大加赞扬，就与原不相识的阿英写了一封信，讨论南明史问题。两人就此结识了。阿英将自己收藏的几十种南明史籍，提供给柳亚子。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有计划地搜集图书，在他书室里积累了比较俱全的南明史籍，这在当时动荡乱世之际，要做这项工作，确实大为不易。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生前就将藏书捐献给图书馆
建国后，柳亚子于1950年9月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新居后，在度过国庆节后就兴冲冲南返上海。他毅然决定将上海复兴中路旧宅的藏书和黎里老家的44000余册藏书，包括期刊、信札、手记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数捐献给国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会派版本学家陈乃乾负责清理造册，这些书籍、信札等，尔后就全部交与上海图书馆典藏；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将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庐”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库和其它书刊、信札，全数捐献与北京图书馆。在这批文字材料中，有毛泽东自1943年到1949年先后写给他的四封亲笔信，以及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他的题词和书信，也有他手抄的《曼殊全集》十二卷等珍贵史料。
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开始整理柳亚子书刊和信札，他的很多书籍被定为“特藏”；柳亚子的信件文札也编成《书信辑录》，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在柳亚子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上海图书馆还编选、影印了《柳亚子先生手札》一册十五件，“既反映先生思想活动之一斑，亦体现时代风云之特点”，与此同时，上海图书馆又举办了“柳亚子先生在上海”展览会。
柳亚子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近现代藏书家行列里，堪称善于利用藏书的佼佼者。至今当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借阅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出版物时，有时还能在它的封面版权页上，发现盖有长方型“柳亚子藏书”、“亚庐藏书”等蓝色钤记。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郭沫若称柳亚子为今之屈原，并说他的草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茅盾则称赞柳的诗为旧瓶新酒的成功者。
余思1．你知道毛泽东1949年5月5日写给柳亚子的谢灵运、苏轼的两句诗吗？它们是什么内容？
2．柳亚子于建国后所赠图书馆的图书有哪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