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宥》以开篇二字为篇名。“在宥”意在自在宽容，反对人为，提倡自然。全篇的基本宗旨是发挥无为而治的思想。全篇围绕开头提出的“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展开。
“无为”是道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它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既深且远。从皇帝到平民，从武士到文士，从治国到用兵，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它影响，“无为”的智慧博大精深，但是很多人对“无为”误解滥用。它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自然，并不是“无所事事”。本文《在宥》的实质，就在于要求人们任由天下自然发展，不加人为的约束和限制。
原文：闻在肴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人大喜邢，毗于阳；大怒邢，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故举天下以赏其善者不足，举天下以罚其恶者不给，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赏罚。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说明邪，是淫于色也；说聪邢，是淫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邢，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淫也；说圣邪，是相与艺也；说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抢蛾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岂直过也而去之邢，乃齐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食之，吾若是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译文：只听说过让天下在安然的环境下任其自然地发展，不曾听说还要对天下加以治理。所谓的存养其性，是怕人们超越了原本的真性；所谓的固守其性，是怕改变人们自然的常态。天下人不迷乱自然无为的真性，不改变自然无为的常态，哪里还需要统治天下啊？从前唐尧治理天下，使天下人拍手称快，人人乐其本性，这就使本性不得安宁了；当年夏桀治理天下，使天下人痛苦不堪，人人都苦其真性，这就使本性不得欢快了。不安宁与不欢决，都不是人们生活和处世的常态。不是自然无为的天德却可以长久下去的、天下没有这样的事。
人们过分高兴，就会损伤阳气；人们过分愤怒，同样会损伤阴气。阴与阳相互侵害，四时就不会顺应而至，寒暑也就不会调和形成，这恐怕反倒会伤害自身吧！使人喜而忘形，居处没有定规，考虑问题抓不住要领，办事半途而废，杂乱无章，于是天下就开始出现种种不平，而后便出现盗跖、曾参、史蝤等行为。所以说，尽天下所有人的财物来奖励，也不能使他们改邪归正，用尽天下所有的力量加以惩罚，也不能使他们放弃罪恶。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始终是喋喋不休地把赏善罚恶当作当政之急务，他们又哪里有心思去安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呢！
而且，如果喜好目明，就会沉溺于五彩；如果喜好耳聪，就会沉溺干声乐；喜好仁爱，就会扰乱人的自然常态；喜好道义，就会违反事物的常理；喜好礼仪，就会助长繁琐的技巧；喜好音乐，就助长了淫乐；喜好圣智，就助长了技艺；喜好智巧，就助长了琐细的争辩。天下人如果能安于自然本性，这八条可以保存，也可以丢弃；天下人如果不能安于自然本性，这八条就会使本性纷乱烦扰不得伸舒而扰乱天下。没想到天下人竟会推崇它，爱惜它，天下人竟然被迷惑到如此境地！并不是一代代地流传那样简单啊！还要斋戒一番再谈论，恭恭敬敬地传播它，载歌载舞地欢迎它，然而我对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君子与其居于统治天下的地位，不如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才能使天下人不丢弃自然的本性。所以，看重自身甚于看重统治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交给他治理；爱护自身甚于爱护统治天下之事的人，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也可以说，君子不显露心中的灵气，不明示自己的智巧，安坐如死尸而神游如龙，似深渊般寂静而深藏惊雷般巨响，从容无为而万物如炊气积累自熟，我哪里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治理它呢。
原文：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僵。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倪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肢，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嵘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峞，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新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蟆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傈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
“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接摺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嘴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译文：崔瞿子请教老聃，说：“天下得不到治理，怎么能让人向往善良呢？”老聃回答道：“你应当小心谨慎，不要扰乱人心。”人们总是在失意的时候表现得很低沉，得志时便表现得趾高气扬，奋发向上。心情有时高有时低，就像被囚禁被杀伤一样，柔弱的就会软化刚强的。这种人平时的刚贞气节已经被消亡殆尽，内心焦急如火，情绪低落时像凛凛寒冰。内心变化格外迅速，转眼间再次巡游四海之外，静处时深幽宁寂，活动时腾跃高天。亢奋骄矜而又不能禁止，恐怕这就是人的内心！
“从前，黄帝用仁义来扰乱人心，尧和舜疲于奔波而瘦得腿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用以养育天下众多的形体，满心焦虑地推行仁义，并耗费心血来制定法度。”
然而他还是未能治理好天下。尧把雏兜放逐到崇山，将只苗放逐到西北的叮屹，将共工放逐到北方的幽都，这就是不能制服天下。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天下的人民更是受到了更大的惊扰，下有夏桀、盗跖之辈，上有曾参、史鳍之流，而儒家和墨家的争辩又全面展开。这样一来，欣喜的和愤怒的相互猜疑，愚昧的和聪慧的相互欺诈，善良的和邪恶的相互责难，荒诞的和信实的相互讥刺，因而天下也就逐渐衰败了：基本观念和生活态度如此不同，人类的自然本性散乱了，天下都追求智巧，百姓中便纷争迭起。于是就像斧锯伐木一样来惩罚他们，用绳墨之类的法度来规范他们，用椎凿之类的肉刑来惩处他们。天下因人们相互压榨践踏而大乱，这罪就在于扰乱了人心。因此贤能的人藏身于高山深谷之中，而君王忧愁恐惧地在朝堂之上。当今之世，遭受杀害的人尸体一个压着一个，戴着脚镣手铐而坐大牢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受到刑具伤害的人更是举目皆是，而儒家墨家竟然在枷锁和羁绊中挥手舞臂地奋力争辩。
“唉，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如此的不知道羞耻，如此的不感到惭魄，真是让人发指！我不知道圣智是不是为枷锁上横木，我也不明白仁义是否为镣铐上卯眼，又怎么能够知道曾参和史鳍之流是否为夏桀和盗跖的先声呢！所以说‘只有抛弃圣明和智巧，天下才能得到治理’。”
原文：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山，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复往邀之。
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一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
广成子曰：“来，余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无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缗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