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实际问题和策略问题。毛泽东强调，理论研究工作要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之“的”。老一辈革命家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和风范，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取得突破性发展，从而更切实地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教条主义的特征不是以客观事实作为认识的根据和实践的指南，而是以某种主观观念作为行动的准绳，尤其是把书本上的一些词句或者经典作家的话语奉为神圣，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教条，而是随实践发展着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本身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文本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对事物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是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方法论“矢点”，本身就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旨趣。恩格斯在188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多次告诫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质，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的公开声明。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毛泽东在批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时指出：它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通过关注和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它抛弃了马列主义的本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强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就必然陷入脱离实际的泥潭，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和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体现在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进程之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对社会现实情况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得以发展，这是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经验绝对化和普遍化。“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者不懂得将感性的局部的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的重要性，不懂得共性和个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三、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点，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是一般的规律。
主观主义中的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实际出发，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要联系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实际。坚持从实际出发，必须反对从“本本”出发的本本主义。在标志其哲学思想产生的代表作《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不从中国国情和现实出发而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的本本主义。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同样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为其历史的逻辑的起点的。他在《解放思想，并且通过解决现实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体现出其顽强的活力和巨大的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郑重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根本方法。
2.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从本本出发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必须把感性的局部的经验集中起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之提炼和上升为理论，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一）问题思考的方法：社会矛盾问题的提出
社会矛盾问题的提出是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实际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而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理论问题，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举措，都是“本本”上所没有的，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的并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方略，这些方略标志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阶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任何“本本”中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而只能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对待“本本”的正确态度是：首先，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以及理论本身的发展脉络，实践第一，“本本”第二，因为任何“本本”归根到底都是来自实践，任何“本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践，都是为了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和有利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其次，“本本”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反思批判的智慧结晶，脱离实践的“本本”是没有用处的，固守脱离实际的“本本”就是本本主义。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讬断，指出纠正本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就是与社会实践和客观实际相结合。
（二）文本解读的方法：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
反对本本主义，是把实践与“本本”相比较，指明什么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更多地关涉到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践问题，明确提倡什么和依靠什么，反对和杜绝从“本本”出发来裁剪生动的实践和阻碍发展的实践，但是并非不要“本本”，否定理论研究的价值或者拒斥理论指导的作用。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党政干部，他们学习一要精，要掌握精髓，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必然要求。对文本阅读的批评和反思是当代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视点，二要管用，要能用来指导实践，指导工作；另一种是从事理论工作和专业研究的人，无疑要认真读书，读大本大本的书，要做缜密的思考和细致的研究，从他人的思想耕耘和研究成果中学习智慧、领会感悟和吸取精华。因此，也有实践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研究工作的正常展开，“本本”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事事亲历实践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本本”有如“巧妇之米”，不可或缺。面对“本本”，要成功地进行思想实验，邓小平理论是通过关注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必然涉及对文本的批评和对研究方法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分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本解读方法。毛泽东强调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终窒息马克思主义，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在通常情况下，文本解读方法的作用有二：一是搜集资料，作为论据的依托；二是创新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导。尤其是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文本解读方法建立在文本学方法的基础之上。
一切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1.文本学方法的言说背景
文本学方法的言说导源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而言之，文本学方法是在针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根本缺陷的批判之中产生的，总结我国发展实践，这一根本缺陷的主要表现是从现实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预构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各样的理解体系，而这些理解体系都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上，因而必然涉及“两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这种体系的马克思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依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要克服话语的“无根性”而重建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点，这不仅要言之有据，包括考证马克思文本的真伪和确立马克思思想的“硬核”，而且要言之成理，包括重新生发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通过解决党的建设和执政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激活马克思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回应各种挑战和回答现实问题。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言之成理就离不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文本解读方法。”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解决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实际问题的观察和思考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它结合中国特点的应用上。理论逻辑的重要性在于，面对相同的文本，能够读出一点别人读不出的东西，需要方法的前置和自觉。
2.文本学方法的内涵界定
文本学方法是对文本阅读本身的考察和反思。其基本思想是：文本在写作过程中具有历史生成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指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如果违背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指引，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解读主体通过与文本的历史语境相互交融的历史性生成，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旨在消除对文本的先在性强制，为马克思哲学学术创新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奠定全新的思考基点。文本学方法的显著特征可以从如下三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文本学方法对解读客体——文本本身的历史性理解。文本的历史性主要是指文本本身以及作者思想的动态发生过程及其所负载的复杂语境。在当代中国社会，理论联系实际，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又要对中国社会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并做出合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所谓‘文本’，当然也涉及对这些实践问题背后的思想理论的反思。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因此，清晰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导源于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文本具有隐匿性、流变性、异质性的特点。这与传统文本解读的现成性、单一性、同质性相区别。
第二，文本学方法对解读主体——读者本身的先见性理解。解读主体的“先见”是解读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也正由于此，每个读者不同的先见和不同的解读方法使得文本本身的意境必然呈现为特定的解释话语。“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展开，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读者的先见，涵盖解读主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在解读过程中，解读主体呈现出先见性、我(独立)性、思想原创性。这与传统文本解读的直观性、他（集体无意识）性、被给定性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