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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1)

起重设备厂吴厂长来电话,想请宿迁吃饭,感激他对企业的支持。盛情难却,宿迁只得答应。宿迁是机械局企管处副处长。最近一份调研报告中,他以起重设备厂为解剖对象,详细剖析了小型国企的困境,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措施。

晚饭订在马家花园路渝江火锅城。抗战时期,一马姓人家在这里修了一幢乡村别墅“西村”,又称“马家花园”,街道也因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周围修起铁路新区。马家花园旧址成为铁路招待所,火锅城就设在里面。

火锅城外,吴厂长迎到宿迁,将他带到大厅一角屏风隔成的雅间。主人除了吴厂长,还有党总支郭书记。桌上,一大锅浓香四溢的啤酒鸭沸腾着,旁边放着一瓶“剑南春”酒。

“感激宿处长为我们疾呼。”吴厂长端着酒杯,诚挚地说:“只要职工工资能够保证,叫我咋办都可以。我先干为敬!”他仰头喝下满满一杯酒,感慨地叹息一声。

宿迁也喝干酒,落寞地放下酒杯:“我人微言轻,只能耍笔杆子,具体帮不上忙。”

“不能这样说。如果局上干部都像你,不是只要好听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办事,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来,尝尝鸭子,味道不错。我敬你!”郭书记给宿迁夹了几块鸭肉,起身豪爽地将酒喝干。

“但愿吧。”宿迁含混地说,文静的总是带着疲态的脸上,笼上几丝淡淡的迷惘,方框细边眼镜,也显得茫然地搭在鼻梁上。

“宿迁!”有人在屏风外大声唤道。宿迁回过头。一个身材魁梧、满脸胡茬的男子惊喜地望着他:“当真是你?”

“申平原,你也在这里吃饭?”宿迁高兴地笑起来。他与申平原是浣花中学同学,六七年没见面,只知申平原办了一个装饰公司,似乎搞得不错。

“简直太巧了,在这儿碰上。你猜,除了我、你,还有哪个?”申平原挥着锦都少见的砖头样的大哥大,大大咧咧地问。

“哪个?”顺着申平原的手势,宿迁看见,前面一桌火锅旁,中学同学秦家能含笑对他挥手。宿迁笑着点点头。

“这样,你们谈你们的事,我去那边陪建委的客人。一会儿,我们三个老同学聚聚。”宿迁介绍了吴厂长和郭书记,申平原应酬地笑笑,对宿迁说。

吃完火锅,小锅啤酒鸭48元,再加金针菇等蔬菜,一共62元。酒是吴厂长带来的,没算钱。宿迁抢着付钱。他知道起重设备厂极其困难,靠财政借款发工资,不忍心让企业掏钱。吴厂长坚决不要宿迁埋单,说企业再艰难,不至于吃不起一顿火锅。正在相持,营业员拿着账单过来,说账已经结了。

“我一起付了。除了你,还有秦家能那桌。”申平原带着醉意过来,满不在乎地一扬手机:“我们再喝几杯,难得一见。”

吴厂长告辞后,申平原叫服务员换一锅啤酒鸭,又叫了几个小菜,几瓶啤酒,说好好喝一下。很快,秦家能也走过来。三人吃着火锅,喝着啤酒,谈起各自的情况。

“中学那批同学,我很少见过。一天到晚都在忙,眨眼就是一年,老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这辈子是咋过来的。我们三个人,最累的肯定是我;最轻松的,应该是宿迁,机关得嘛,金饭碗;最悠闲的,该是秦家能了,反正该上班就上班,该拿钱就拿钱,其他一概不管。”申平原“咕咚咕咚”地喝干一杯啤酒,喷着酒气说。

“大家差不多,都累。”宿迁勉强笑道。

“我哪能与你们比?”不知怎么,秦家能情绪相当低沉,瘦小的身躯,似乎怕冷似的蜷缩着:“我不像你申平原那么有钱,又不像宿迁那样有权。说我悠闲,那就错了,我闲得下来吗?对我这样普通的小工人来说,最揪心的就是没钱。唉,钱啊!”秦家能来时,拎着半瓶“文君酒”。他给自己斟上白酒,一口喝干,重重地把酒杯一放,带着哭声说:“没钱难啊!以前老人说,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我算体会到了。”

“出啥事了?”申平原关心地问。

“反正我们是老同学,事情又过去了,我给你们讲。”

秦家能抿着酒,讲起他的故事。

知青调回来,我进了造纸厂。十年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厂里还过得去,我结婚,还分了一套50平方米的宿舍。这几年,效益差多了,做五天耍三天,工资勉强保着,奖金却分文没有。我爱人是纸箱厂的,收入也低。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供养一个九岁的女儿,能活下去已经不错了。两边还有老的,就那么一点退休工资,我们总要表示点心意吧?反正,钱相当紧,可以说,一分钱都不敢乱用。我连烟都戒了。不是想戒,几角钱一包的烟,我也买不起了。哪晓得,越是没钱,用钱的事偏要找你,躲都没法躲,真他妈的奇怪。

几个月前,厂里要房改。按照政策,把我的工龄补贴啥的全部加上,我那套房子,要补三千多元钱。我一听,脑袋一下大了:三千多元啊,我去哪里找钱?交不起,就算自动放弃。没有房子,我一家三口又住哪里?找人借,也难。我周围的师兄师弟,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都同我差不多。何况,也不好意思在厂里借钱。不要钱没借到,反而被人看不起。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远房表哥。

表哥是金堂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文革”中间,他父亲被关起来,还要抓他。他溜到我们家,躲了大半年,风声过去了,才敢回去。改革开放后,他来锦都当包工头,赚了几个钱,财大气粗的。三年前,我母亲60大寿,他专程前来拜寿,开着一辆“蓝鸟王”轿车。找他借钱恐怕有希望,毕竟,我们对他有恩。我一下兴奋起来。这时,我父母凑了一些钱,我还差两千元。

为了慎重起见,我拉上父母,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去驷马桥他的建筑队找他。运气还好,他在办公室。见到我父母,他又端椅子又泡茶,还叫人去买了一些苹果广柑,非常热情。我讲出借钱的事。他的脸色一下由晴转阴,耷拉着头,闷闷地抽烟,一声不吭。

“大鼻子,”我母亲叫着他的小名:“实在没法才找你。这个忙,你一定要帮。钱,我们肯定要还,不过时间长一点。”

“你老人家开了金口,我拼死拼活也要办。那几年我落难,在你家又吃又住。你对我,就像对亲生儿子,我死也不会忘记。”他相当诚恳地说。想了一下,他对我说:“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我筹措一下,一个月后的今天上午,你来我这里拿钱。两位老人家,就不惊动他们了。”

我喜出望外,对他千恩万谢。“小事一桩,自家兄弟,没啥说的。”他洒脱地挥挥手,安排轿车送我们回去。

哪知,好不容易等了一个月,我去找他,接连几次扑空。建筑队的人,不是说他出差了,就是说他在工地。我要他的电话号码——他也有个大哥大,同平原手上的一模一样,人家不给我,说记不清了。我清楚他在躲我。但是除了找他,我没别的路子,行不行,总要给一句话。后来,我多了一个心眼,上午不去,下午五六点钟去。果然,他正在办公室。见到我,他显得很不自在。我还没问,他就放鞭炮一样,噼里噼啦地说起来:

“你来了几次,我都晓得。我不是躲你,是躲手下的民工。我欠他们七八万元工资,他们天天找我。我呢,慌着在找甲方收钱。今天这个不在,明天账上没钱,搞得我简直想跳河自杀。砍竹子遇节疤,我们都遇到了。要在平时,你就是借一万两万,我眼皮都不眨一下,摸出就给你。现在,实在无法。不要说两千,我连两百元都拿不出来。”

“大鼻子,你答应了的啊?”我绝望地叫道。

“我是答应过。”他理直气壮地说:“不过,我哪知道,甲方会拖我的工程款?”

这时,他的大哥大响了。我坐在他对面,勉强能够听到电话里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撒着娇,好像在说啥美容店。

“就五万元钱嘛,又不是好大的事,我给你就是了。”他暧昧地笑着,声音放得软软的。突然,他醒悟到我还在旁边,立刻哭丧着脸,装得焦头烂额地说:“不过,我这阵一分钱都没得。工人工资欠那么多,我表弟找我借两千元,我都拿不出来,哪来钱给你?”

电话那头,年轻女人生气了,气势汹汹地骂起来。“好,好,见面给你解释。”他忙不迭地压了电话,一脸愁容地对我说:“我欠人家账,又在催。”

我不想再看他演戏,狠狠地瞪他几眼,转身就走。后来,我姨妹知道了,帮我东借西借,总算凑齐房改款,把钱交给厂里。今天,为感谢我姨妹一家,我在这里请她们吃饭。

“钱,不是万能的。离开钱,又万万不能。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拿着价值两三万的大哥大,一个有厂长书记陪着吃饭。我呢,穷工人一个。钱,我是借到了,咋还?拿啥还?我打算去东郊夜市摆地摊,拼死拼活,也要把账还了。唉,虽然是同学,命运大不一样啊!你们还说我过得悠闲?”秦家能愤愤地出口长气:“你们没有尝过穷的滋味。像我那个表哥,出入高档酒楼,穿名牌,臂上吊个小女孩,指缝漏点儿,就能帮我大忙。”

“话也不能这样说。”申平原接上话,脸上浮着苦涩僵硬的笑容:“你表哥不愿借钱给你,在外面找了女人等,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表面这样,背后的酸甜苦辣,可能一言难尽!今天我在这里请客,是请我妻子的堂兄,建委一个处长。为啥请他,说来也是一肚皮苦水。好在不是外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说,我该咋办?”

从1984年搞装饰部开始,这一行,我整整搞了八年,在锦都,算是元老级人物。云南支边回来,我进了工艺美术厂当工人。累死累活,就挣那么几十元钱。电大中文专业一读完,我干脆把工作辞了,一个人闯。这么多年,钱我挣得不少,也的确没有为三五千元皱过眉头。可钱呢,请客送礼加回扣,大半都用出去了。我一直没有想通,到底我在为自己挣钱,还是在替别人挣钱?

开始起步,全靠我妻子的堂兄帮忙。他帮我拉了不少客户。妻子也对我相当关心。有时在装修现场,没法回家吃饭,她把饭送到我手上,陪我忙完事,再一起回去。

这两年,公司赚了钱,我妻子也渐渐变了。她辞了工作,说是要做全职太太,好好照顾我。其实,她天天沉迷在麻将中。早上我出门上班,她还在睡觉,一般要睡到中午;饭后,就出去打麻将,打一场麻将,输赢起码一两千元。家里的事,包括检查儿子作业等,通统交给保姆。半夜三更她回来时,我累了一天,已经睡着了。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床上,竟然找不到多少说话的机会,奇怪吧?有几次,公司业务不顺利,外面欠款收不到,眼看面临无米之炊,我又压抑又苦闷,想对她谈谈。刚开口谈到公司的困境,她就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哪有那么好当的老板?钱收不到,你去收就是。给我说,起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