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帕累托观察到，任何已知的经济模式的一切变化可以说成用来在其完全客观意义上增进福利或集体满足，假如按照“硬币”（标准财货）计算获利的那些人能够补偿按照“硬币”计算受到损失的那些人并有剩余的话，这一原则实际上会解救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为经济学家所通常忽视的关于福利的意见按照严格的逻辑意义来说，这种原则与补偿是否实际进行没有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把这种改变分为两部分，即不符合这种原则的、从损失者到获利者的转移和符合这种原则的、改善集体满足度的那种改变。即使如此，我仍不愿意以福利意见拥护者的身份站出来，并说这种原则不会因为人们反对使用基数效用或反对使用人际间满足度情况的比较而无效。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反对意见，特别是这样的反对意见：这些“客观的”福利意见除了当前的影响外，忽视了一切其他的影响。——原注。第二，帕累托指出，用这种方式不能解救关于福利的看法，必须明确地以超经济的，如“伦理学”的考虑为依据。第三，他表明：为了证实集体主义国家能够增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实际上可以达到的福利水平，可以使用这一原则在我看来，《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63页的最后一句话似乎表明：他大体上预见到了霍特林教授于1938年在《计量经济学》第6卷里发表的《一般福利与赋税问题及铁路、公共事业费用问题的关系》一文中的论据。将下面这一原则实际运用于铁路是个老问题：即使在成本递减的情况下，收取能够补偿边际成本的价格并用其他一些方式支付固定成本，可以使福利达到最大。据我所知，这应归功于劳恩哈特，他根据这一原则推论说，铁路投资“永远”不应当交给私营工业（参阅《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基础》1885年版第294页，以及更早的著作）。——原注。但是除了一些细小的发展以外，这些观点有很多是新福利经济学的观点。
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中研究生产逻辑的那部分，提供了转向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即他的生产理论——极其方便的过渡参阅《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章第74~82段、第100~105段，第5章及附录第77~107段。——原注。他从选择理论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将无差异曲线与导数概念的一般工具（最大利润曲线、完全变换曲线和不完全变换曲线等）运用到生产者中，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结构，其中只有一部分曾明确地出现在当时的文献中如果去掉“明确地”这个词，则帕累托图应该归功于与他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应归功于马歇尔，甚至他的前辈们。——原注。这一结构可以说是构成我们时代的生产的数理理论的基础，无论如何也是静态的生产的数理理论的基础。特别的是，这一结构的高度概括性给一切特殊情况都留有余地，而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我们在处理时不需要额外强调其中任何一种例外情况：这些“阻碍”在开始时可能是任何东西，其后又能够采取实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任何形式——不管产量大小需求量总是固定的那些生产要素，由工艺学决定了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数量的那些要素，“补偿的”要素及其他等，所有此类因素都在理论上完整的可能性图表中占有位置。在评价这一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帕累托主要关心概括和改善他的伟大前任的工作。同时，他的作品可以划分为在《政治经济学讲义》中登峰造极的第1部分和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达到顶点的第2部分，虽然在法文《数学百科全书》（第1卷，1911年）的那篇论文里也补充了一些次要的观点。
原来，瓦尔拉已经为他的基于固定生产系数——每单位产出量的固定（平均）投入量——这一鉴定的生产理论做出了辩解，这既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唯一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而是因为他觉得他采用他认为简化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奇怪的是，这位最伟大的理论家也会持有这种观点。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简化产生了分析上的困难，这可能使我们怀疑这种简化到底是否为简化；第二，它产生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这道鸿沟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们怀疑用它所得到的结果是否有任何用处。——原注。他对大量向他涌来的私人批评的答复是：“所有愿意跟随我的经济学家都可以随意地把他们所乐意提出的复杂情况一个接一个地加进来。我认为，这样他们和我将会完成我们有责任去做的一切事情。”到此为止，不能说帕累托比按照瓦尔拉的学说前行做得更多。此外，当《政治经济学讲义》问世时，瓦尔拉根据1894年从巴罗内那里得到的提示，已经采用了可变系数，虽然没有更改论述生产的基本部分的论点。同一年（1894年），威克斯蒂德的《分配定律的同为论》也问世了。最后，生产的可变系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新的东西，杰文斯、门格尔和马歇尔对此都做过论述。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只增添了一个好的系统性的阐述，以及不能把补偿系数看做唯一的或基本的问题的若干理由——并不是所有的理由都令人信服。
当然，我们是否要把“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词语局限于这一情况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这是教科书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只考虑这样的一些生产函数，在这些函数中，产品数量只取决于“替代的因素”，并有如下定理：在纯粹竞争的完全均衡情况下，每一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补偿等于物质边际生产力与产品的价格相乘。但是如果我承认存在可能产生和这一定理不相符的结论的“限制型因素”，或者说，承认有对生产函数的各种限制，则我们就没有离开边际生产力论的范围。参阅A·史密赛斯的《生产函数与效用函数的边界》，载于《经济学方面的探索，为祝贺F·W·陶西格教授而作的论文集》1936年版。——原注，只是一个专业术语的偏好问题。帕累托曾经把它限定在这种情况上，但在《政治经济学讲义》发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对此的敌意不断增加，以致宣称它肯定是“错误的”。他显然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已经驳倒了或者无论如何已不再需要边际生产力理论，就像他觉得他已经驳倒或不再需要边际效用理论一样。他的杰出的成本理论——这一理论把教科书理论从它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拉回来了，这些教科书理论认为在纯粹竞争的完全均衡情况下，价格应当等于边际成本，同时总收入应当等于总成本——使我们能够检验这一说法我们利用这一机会来谈谈帕累托的地租概念。这一概念产生于这样两个条件——总成本=总收益；价格=边际成本——不相容的情况下，而且特别是产生于储蓄转化为某种资本货物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今天，这一地租理论已经复活了。它可能帮助我们走向一种改进的摩擦理论，但它很难再产生其他的作用。——原注。只要生产的合并依赖于经济的考虑——而且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经济的考虑——他的理论与纯粹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相比较，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帕累托教会我们如何处理工艺的和社会的限制所造成的一些偏差，并且和在其他各处一样，他还在这里做了一些别的事情。
三、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习惯于涉足社会学领域不足为奇。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实际上是他们所论述的规章制度和形成的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家的领域相重叠。这样就产生了一块无人涉足的或人人都能涉足的地区，我们可以方便地把它称做经济的社会学。实际上在每种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里，都可以找到来自这一领域的或多或少的重要成分，但除此之外，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给经济学下过相当严格的定义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做了社会学的工作。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维塞尔的《权力的法则》都是非常显著的例子。
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名单中很少有人像帕累托那样，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那种初看起来似乎是“课外活动”的工作上，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由于在这一领域内所做的工作而享有国际声誉。但是评价和描述他的成就的特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对他的热烈称赞和另一些人对他的敌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对哪一方面都不必十分认真地对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方面的意见都来源于一些明显非科学的论断。虽然为了描绘一个满意的“画面”应当考虑几种次要的作品和大量报刊文章，但我们不需要超出《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教程》（特别是第2章和第7章）和《普通社会学》的范围之外。
让我们从帕累托社会学的十分明显的和特点突出且容易描述的两个方面开始。第一，虽然帕累托这位经济学家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接触到大量的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但他的纯粹科学贡献却是在最抽象的经济逻辑领域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一定已经怀有一种愿望——实际上是需要——在他的纯粹理论旁边建造另一座建筑物，以容纳不同种类的事实和论证，这些事实和论证能够有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由他的经济理论来处理的因素如何能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第二，我们看到在他的早年，至少当他居住在意大利的时期，他对有关经济和一般政策问题的辩论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像这样一位天生的思想家，他一定被理性论证的软弱无力所触动，并且一定会被迫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政治行动和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旦他决心专注于思想层面的工作，这一问题就会从一些容易的和肤浅的答案中抽离出来。所有埋头于日常工作的人都很容易给出这类答案，帕累托则试图把这一问题提高到科学分析的层面上来。这等于说，他的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社会学。当然，当我们考虑当时的那个政治进程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特例时，这个人所做的、所想的和所感觉到的一切事情，以及他的一切学术著作和他对学术创作的态度，无论如何都必然会发生。但是就是这个特例迷住了帕累托，并且为了它，他建立和装饰了一个庞大的理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