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初以《欧根·冯·庞巴维克一生的重要著作》为题发表于《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策与管理杂志》第23卷（1914年）第454~528页。现由赫伯特·K·查森豪斯博士节译，他曾在波恩师从熊彼特教授，后在哈佛大学任熊彼特的科研助手，现为科尔盖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原注
（1851—1914）
现在这位伟大的导师已经离开我们了。即使是那些在私人关系和学术工作上跟他交往甚密的人，恐怕也没有一个能够描述我们大家的心情是如何沉重。没有任何词汇能够表明他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当中几乎还没有人能够接受以下事实：从今以后，将有一座难以穿透的屏障横在我们与他之间，横在我们与他的思想、他的勇气和他的批判性指导之间；而前面的道路也只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走下去。
在描述他的生平科学事业的轮廓这一工作上，我担心自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许是因为进行这一工作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这一座思想的大山仍然离我们太近，众说纷纭的争辩氛围依然十分浓重。因为他不仅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物，而且也是一位战士——一直到他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是我们的科学中生气勃勃的和坚实的力量。他的事业不属于一个时代，也不属于一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只有在我们大家已经离开这一领域很久以后，经济学家才会理解到他的真正才华，以及他的全部影响。
或许从某一方面说，对他最为敬爱的人是最不适合进行这一工作的人。要是我能够以冷静的客观精神来写他的生平事业，或者，如果读者在下面的叙述中发现任何出于真挚热爱的溢美之词和处于哀悼的追思，我将深感抱歉。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作为一位因为自己有许多贡献而得到生活的很多馈赠的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庞巴维克不需要任何称颂和悼念——他的伟大足以使他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站得住脚，并且能经得住一切的批评。但是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只有称颂和悼念。
虽然如此，试图从这样近的距离做一次粗略的描述也是有一定益处的。理由在于：虽然有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目前尚无定论，但是也有许多东西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而这些东西对于将来面对半明半暗的往事的经济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的。而我们熟悉这个人，熟悉他工作的具体环境，熟悉他写作的领域，熟悉他所阐述的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展开的特有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材料。关于这一切，最接近他的人了解得最多。把任何科学的现在和它的最近的过去分隔开来的真空正在迅速地扩大；越来越多的从事本科学研究的同事会很快弄不清许多详情细节，而为了更深久地了解，这些详情细节是不可或缺的。
我要谈的仅限于作为科学家的庞巴维克。但这个人的剪影到处都一样——在他生活的广阔轨道所包括的一切领域里，他的脉搏的强力跳动都留下了它的痕迹。在这一切领域里，我们都会遇到同样杰出的人物，同样强大的人格——仿佛是一尊由一种金属一次浇铸而成的塑像，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一样的。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生活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凤毛麟角的政治家的典范，一位伟大的财政部长。他的名字与富有成效的立法工作、奥地利财政管理的优良传统，以及奥地利财政政策的最辉煌的时代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政治成就和他的科学工作具有相同的特点。作为一位科学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选择最困难的任务，而从不考虑能否获得称赞或成功。作为一个公务员，他始终面对最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政治任务，即捍卫明智而稳妥的财政原则——这一任务在任何地方都是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即使在公共的理想是从国家民族出发并因此“国家需要它”这一口号总是成为胜利的友军的地方，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在奥地利，可以说，这一任务几乎是人的能力和智力所办不到的。他正是自始至终凭借着同一种高超的能力，同一种创造性和组织力，同一种能够满足任何任务需要和自如地应付当时困难而不厌倦、怀疑和丧失力量的永远旺盛的精力，同一种对或明显或隐晦的事实的洞穿力，同一种冷静，同一把锐利的骨刀——一个伟大的争论者需要一个受到许多敌手赞扬的厉害的论敌，使得双方能够进行旗鼓相当的论战，不致因为有人畏缩不前而认输。
在政治上，在科研工作中，这个人物的气质都得到了验证：同样的自我克制和深入细致，同样的对本职工作的高标准——这些都令他的部属和学术上的追随者们深深铭记；同样的不带悲观主义者那种冷漠超然的姿态而洞察各种人和事的本领，不感到苦涩艰辛而进行奋斗的能耐，敢于自我否定而毫不示弱的能力——坚持一种淳朴而又宏伟的有关国计民生的计划的志向。这样，他的生活是一个完好的整体，是一种协调一致、从不迷失方向的人格的表现，在任何地方都能凭借其自身的分量来实现自我度量和检验。这是一件艺术作品，它的简洁而纯正的外形被无穷的、温和的、含蓄的和高度个人的魔力所装饰着。
一
庞巴维克毕生的科研事业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同在优秀的戏剧中每段台词都促进着情节的发展一样，庞巴维克著作中的每个句子都是活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是在其心中具有清晰目标的条件下写成的。这里没有徒劳无益的尝试，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左右摇摆，而是从容地放弃了一些次要的和仅仅属于一时的成就。在一般作家的生平著作中，占很大一部分的由于一时冲动而写成的短篇作品，即由于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作品而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只不过是在各处为日报所写的短篇文章而已——在这里几乎只字未提。而他的这些报刊文章也是具有特性的。它们总是服务于某一特定的、明确的目的；它们绝不是文学的或科学的消遣之作。由一种伟大任务所推动的和充满着生气勃勃的创造力的这个人的优势，在这里展示在我们眼前了，这是一种有着清晰而冷静的头脑的智者的优势，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曾放弃了许多临时性的教学工作。而这一整体性的规划也已完满地实现了。他的毕生事业就摆在我们面前，浑然一体、完美无缺。它的启发性是不容置疑的。
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容易阐述他的理论的原因。他是一位理论家，天生就会观察事物的广泛联系并能加以阐释；天生就会本能并牢固地抓住各种逻辑必然性的线索；天生就会去体验各种分析工作给内心深处带来的欢欣。同时，他是一位创作者，一位思想的建筑家，对他来说，即便千差万别的一系列的细小任务，如对任何人所提供的一般科学生活，也从来不能使他满意。的确，他是我们学科曾经拥有的最伟大的批评家。然而他的评论工作——尽管它的辉煌、它的影响范围、它的细致入微都是极为显著的——的作用仅在于清除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支持他的实际工作；这种评论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项次要任务。
当这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开始关注社会经济过程时——这时他大约24岁——他很快就当机立断地选定了自己的起点：卡尔·门格尔。他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门格尔的同盟军，而且从未企图去建立一个不同的学派。他的道路首先是经过门格尔所建立起来的结构，然后经过还没有解决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所处的地带，接着继续去攀登新的高峰——在这些地方，他最后将自己的新想法和门格尔的理论合二为一，成为一种紧凑的结构，成为一种关于经济过程的综合的理论。为了精心完成、详尽阐明这一结构，他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这一结构，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卓越的才华和伟大的活力。对这一问题透彻深入的研究，使他成为整个时代中五位或六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其中之一。
他给了我们一个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关于经济过程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及马克思的尺度上关于经济生活的伟大理论之一——它是在门格尔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从一个在他看来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角度加以发展。这就是利息问题或利润问题，它是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虽然不容易向更广泛的公众说清楚解释如此普通的现象为什么这样错综复杂，可是它的困难已经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了：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人们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的重要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含义的几乎全部认识，以及我们对此的总的态度，都取决于我们对利息和利润的含义与作用的看法。在庞巴维克之前，只有马克思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马克思体系的科学核心都是围绕利息和利润理论的——其他东西都或多或少地是由它推导出来的。
那种注定了庞巴维克要在其中找寻自我的学术环境，是继他的个人气质之后，理解他的主观成就和这一成就的客观形式的第二个要素。这一环境对见识渊博的科学家，对具有像李嘉图那样的智慧的人，特别是对一个具有严谨理论家的天生气质的人来说，并不是有利的。例如，在一大群反对者之中，门格尔的坚毅形象是鹤立鸡群的。人们对研究分析的目的完全缺乏理解；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经济学是一门极其年轻的学科，甚至还没有脱离它的幼稚时期；它只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开花结果，但这不是在德国；自然赋予庞巴维克的天生的分析能力和爱好从未在德国得到过坚定的支持，总是表现得陌生而不受欢迎，并且肯定还没有被真正理解。我们必须记住：德国经济学家的兴趣在于所有实际问题，在于行政技术问题，在于社会改革，即使存在纯粹的科学兴趣，那也完全是关于经济史方面的。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这里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的。大多数经济专家都缺乏理论训练，而且抱着偏见与轻蔑的态度来看待一个善于分析的人，因此，他们不仅不能评价他所获得的成就，甚至无法明确提出有关某个原理的具有连贯逻辑的独立见解，更不用说去理解这个原理的重要性或去评价作者在主观上的智力成就了。
只有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并且熟悉每一个抽象思维的企图背后的贴切用语时，人们才能理解理论工作者的地位和他们的许多行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行为在精密科学工作者的眼中，经常是很奇怪的。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论；为什么在任何分析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障碍；为什么每当论点有新的变化时，一开始总是需要掌握大量的关于问题最基本方面的素材——否则很难有几个读者能够领会——同时这也说明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地对每个细节精雕细刻。在那个时候——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在现在——每个理论家都只能依靠自己，总是有被误解的危险；他必须亲自烧制他的结构中的每一块砖，他从读者那里只能得到含有相当大危险性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时常发生。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将会使他很快忘掉一切。也许，现在的精密科学方面的科学家们，已经不能想象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了。例如，一位数学家完全不可能想象到：他在向不定积分问题进军之前，必须首先经受读者对有关算术的“元”的曲解。把这一切记载下来，使所有将来的人关于这种情况在思想上有一个印象，这是与这一时期极为接近并且能够了解这一时期的当代人的任务。这是对经济学中一切伟大的斗士与改革者进行历史评价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了解他们的必要条件。有的人在评价科学阵地上的先驱者时，经常忘记这样的事实：先驱者是打头阵的，而评价者是站在他们的肩头上说话的。
庞巴维克的成功是得之不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成就不如他的同事们，而那些同事的成就和他的成就相比，更多地不在于观察事物方法上的优越性，而在于它们更加显而易见。的确如此，在他对自己的主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以前，他首先必须向科学界表明这一问题是什么性质的——对许多人来说，甚至他还要证明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在长期的争论中保卫他的体系的基础。他发现他自己面对着这样一些反对者：这些人认为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对许多孤立的事实进行抽象的研究这类事情是不可能的。当时，在这方面既没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生，很长时间内在他周围也没有可能吸引一群科学家或培养一批他个人的追随者，这就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加引人注目。他取得这种结果只是通过他的书面论证的力量，没有追求文字的成功，没有求救于舆论，没有新闻上的宣传，没有依靠学术界的关系——总之，没有任何这类意义上的东西，它们在特定的场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情有可原的，但与科学事业的最高理想相左——同时也没有造成辛酸或纠缠于个人的争论。
对他来说，作为研究院的领导人从事平静的、富有成效的教学活动的时间只有十余年——1904—1914年，在他三次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之后。从1880年到1889年，其在因斯布鲁克的科研环境对于培养一批愿意把理论经济学中一个特殊的领域作为毕生事业的追随者的目标来说，显得太窄了。特别是在一个法律系里，原来学生们主要是倾向于学习法律学，因此以经济理论为专业的门生就更难以训练出来。在他担任维也纳大学名誉教授期间，对他来说正是进行实际活动的时期，虽然这种实际活动从来没有全部占据他的思想，但大大地分散了他的精力，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中。只是在1904年之后，他才开始进行我们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那种活动，并开始主持夏季学期里一系列的讨论班。
二
我已经说出了庞巴维克的科研目标，并指出它的特点是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分析。在讨论他的个别成就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探讨一下他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其中，我们将鲜明而突出地介绍其计划的统一性和实现计划时令人瞩目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