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正是以此为开端的。他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在引言里——就是要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根本不同的方面加以区别，因为把这两个方面混淆起来是通俗的和科学的讨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这两个方面是资本作为生产手段的问题和资本作为净收益的来源的问题。最容易的做法无非是把两者之间毋庸置疑的关联本身看做利息理论，并且简单地说：资本是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能“提供”净收益，正像“杨梅树”这种生产手段能“提供”杨梅果一样。这是一些基本错误的根源，为反对这些基本错误，庞巴维克曾进行过孜孜不倦的战斗，并成功地把它们排除出科学讨论的范畴之外，从而使这种幼稚的形式从为数众多的尊敬的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消失。庞巴维克在其著作的开头部分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然后就转向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的理论。要克制那种详细描述他的论点在逻辑上的妙处的诱惑是很困难的，不过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足够了：庞巴维克是从调查、研究生产过程的性质开始的。而且《资本实证论》第一节的魅力——它所研究的问题都是人们现在极少讨论并且不能引起很大兴趣的——在于它向人们暗示了下面所讨论的内容的指导性主题。
生产是对物质形态的改变，其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一对于古典作家来说并不陌生的概念，是庞巴维克在论证过程中的第一个基点。如果劳动不是直接用于可以生产马上就能消费的物品的“转变”上，而是首先用于生产不能消费的物品，再在此基础上更有效地生产最终用于消费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原始要素的投入量能生产较大的总产量——那就是说，生产是用迂回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他关于这一点的论证目的可以更完善地达到。这就是工具的经济哲学——并且这是他的作品中的第二个基点，或者一般地说是关于“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经济哲学，也是它们的生产功能的定义。虽然这一观念本身既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也并不复杂，而只是由庞巴维克充分地进行了有系统的叙述，但只有他充分地利用了它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有关时间要素的处理上，这一要素是阻碍经济过程分析结构的十之八九的基本困难的来源。
作为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副产品，“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当然，当我们使用这一名词时，所思考的现实自然有着五花八门解释的主体，不仅仅有科学的、政治的和伦理学的解释，甚至有来自科学里过于内部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分析、历史学的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纯粹经济学，对于庞巴维克来说，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纯粹经济特征。他的解答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迂回的”生产；与此相反的是直接生产——无须使用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即可完成的生产，如原始狩猎。因此，资本“只是发生于经济生产方法各个阶段中的中间产品的总和”。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定义，它已经升级为一个理论，并且理解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它并不否认现代经济和过去的经济制度具有重要差异。同时，它也不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过程——根据这一定义，在社会主义经济里，现在的生产也将会是“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过程会迥然不同。但它却说明：所有这些科学和社会的批评加在资本主义现象上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本质是毫无关系的。尤其是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中的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制度、商品生产等，都与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食物的本质不相关。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里也产生资本纯收益。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纯收益不会为私人所得到——从功能分配的观点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结论都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几乎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只在于多少而已。
在这一点上，庞巴维克暂时停下他的论证转而考虑“关于资本的概念的争论”。就他自己的资本定义来说，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看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然而，从这一概念出发，他还可以把另外一些东西定义为资本，即作为消费资料的供给——经济中的维持生活的资源，它是对迂回生产方法的一种非常必要的补充，因为这些迂回生产方法的生产能力显示了它对利息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论“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的第2卷里，我们重新被引向在第1卷第1节里已经得出的结论：土地和劳动的劳务是基本和原始的生产要素，资本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由这两者所组成的，因此，它不可能是独立的要素。这个结论所蕴涵的道理简单易懂。它从前曾由威廉·配第爵士以最凝练的形式提出过。但没有人认真地对待它，没有人认识到应该进行艰苦的分析，以便让它起到一种有用的工具作用。总之，没有人承认它的理论上的有用性，或有系统地运用它，借助它获得重要的认识并使分析工作简化。经济思想史表明有3种思想是和它相背离的：重农学派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切有价物品最终都是由自然所生产的；古典学派的说法是只有劳动才有生产力；部分古典学派，更主要的是其继承者，认为资本是第3个独立的生产力。这样的一些说法都不能说是“错误的”——就它们本身来说，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们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毫无实际作用，或者尚未成熟。问题不在于这种基本的假定命题的“正确性”；一个理论家的价值在于能够从很多可能的、无可非议的和有启发性的若干主张中，有效地选择他的出发点。庞巴维克的成就就在于使这一切事物踏上轨道，使其具体化，对其进行选择，并发展了那个假设，使我们顺利地超越一切浅薄的认识，在深入观察和拓宽视野两方面都取得了最好的成果，尤其是分配理论，它通过土地与劳务的完全对应及它们与资本的并列展示了自己的特征。
下一个步骤在于果断地运用迂回生产的概念来论述时间要素。迂回生产比直接生产能产生更多的最终产品，但只有在更远的将来，它才是“耗时生产”。庞巴维克对这两个要素所采用的结合方式，对时间要素的特殊引入，以及对不变资本特征的观念完全是独创性的。要公平评价它所代表的分析方面的进展，我们最好回顾一下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观点。李嘉图与马克思一样，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不同工业里生产时期长短的差别对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影响上。他们两个人都试图根据问题出现的不同形式，利用其他不同的方法来揭示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并尽可能压制那种随后就会变得对两者都有致命影响的东西。这两种要素的伟大结合，时间和增加的报偿的这一分开和合并，就使提出一种“关于时间在生产中的作用的前后一致的理论”和说明时间的特殊双重作用成为可能。这引导人们深入理解经济过程，同时更加接近资本净收益的问题。
在庞巴维克看来，这一净收益必然一方面是迂回生产增加的技术生产力对于价值形成的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它的成果必然延期的结果。这样，接下来的唯一问题是：净收益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研究这两种事实所必须符合的价值理论。
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下一步。但在此之前，首先必须解决一些其他问题。作为迂回生产有增加生产力的作用这一原理的最直接的发展，庞巴维克提出这样的主张：进一步延长生产周期能进一步增加最终产品，但增幅是递减的。为了确定在生产中使用递增数量的劳动的那些货物的生产时期，庞巴维克建立了“平均生产周期”概念。在这里可以提及一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结论——例如，迂回生产概念的重要概括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广泛的讨论——但这些我们必须略去不淡，同样也要略去“资本形成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实证论》第2卷最后一节里论述过的比较外在的部分。在这里，我们只强调它的核心：一个人节省消费品，就是节省生产资料，从而生产了资本货物——这是一种使节约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最终固定下来，而绝不由此出发对利息理论做任何推断的理论观点。
六
现在让我们转而讨论支持庞巴维克的理论结构的两大支柱中的第二个——价值和价格理论（《资本实论论》第3卷），它和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一点表现出了同样完整的思想线索。我们将在后面研究建筑在这两个支柱之上的上层建筑。
商品和被叫做效用——不是没有误解的危险——的欲望满足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归纳为对我们的经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当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成为公认的一种满足的条件（否则它将被放弃）时，我们把它叫做价值（使用价值）。在总效用的关系已知的情况下，能否产生价值取决于与我们的需要有关的那个“一定数量”的大小：效用之外，再加上相对稀少性，价值才能出现。借助于效用类别（或效用方向）和效用强度两者之间的区别，并经过对可替代性的仔细思考，庞巴维克得出了（在门格尔的基础上，并在和维塞尔相仿的方向上）下面的结论：在每个类别里，欲望的“保险总额”越增加——即一个人所占有的商品数量越增加——边际效用就越减少。他也解决了价值自相矛盾问题，即经济的矛盾问题。庞巴维克对这一命题做了以下表述：“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这一商品可以利用的总数量所能满足的欲望中最不重要的那一具体欲望或局部欲望的重要性。”
接着，庞巴维克对这一总命题做了若干详尽的说明，阐述了有关主观价值问题的一些特殊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使用了一个基本原理（它是价值理论的一切困难问题的“总钥匙”）：“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看待那个按他自己的观点为商品做出估价的个人的经济状况。第一，假设把该商品增加到这个人所占有的货物储备里去，我们观察一下在具体效用尺度表上，满足程度会下降多少。第二，假设把这种货物从这个人的商品储备里拿出来，我们再测量一下在尺度表上满足又到达什么程度。这样就会明显看出，现在某一层的效用，即这个人最低层次的需要，一定还没有满足：这一最低层表示决定商品价值的边际效用。”在把这一命题加以发展以适应许多特殊情况之后，庞巴维克就开始研究可以随便增加的商品的价值这一重要问题。根据这个“总钥匙”，我们也按照这些商品的失去会造成的满足减少的比例来评价它们。在这一例证中，这一减少被假定为由于放弃购买某一数量的货物而遭受的满足的损失（如果最初所考虑的这种商品没有失去，则本来是可以买得到的）。放弃的货物和失去的货物不一定是同类的，而且往往是不相同的货物。因此，在这一例证中，我们根据“代替效用”来进行估价——这就揭示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这一原理首先适用于可以随便再生产的商品的情况，那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观点来看，它几乎适用于一切商品。这种情形被以一种绝妙的逻辑与用途可能不止一种的商品结合起来。从这里，我们又解决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问题。
这就为研究“互补品”（据门格尔语，即只有与其他商品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满足感的商品）的价值扫清了道路。一组互补品的价值是由它们联合创造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此问题是要从这里求出这一组里的各个商品的价值。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庞巴维克提出了以下规则：“……关于整批商品的总价值——它是由联合使用的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可相互替代的各单项商品的价值是事先给定的；而剩余的部分——它根据边际效用的总额变化——则作为不可替代的各单项商品的个别价值而纳入这些商品中。”这一命题提出了现代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可以应用于各个方面，特别是在马歇尔所给予它的“代替原理”这一名称之下。
这一理论的另一应用是攀登高峰的第二步，从这个高峰可以视野开阔地洞察最深层的经济活动。生产资料也是互补品，但它们的价值不是直接决定的：我们认为它们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产出消费品。这样，从主观价值论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价值只能是来自这些消费品的价值。然而许多生产要素总是渗入单个消费品的生产当中，而它们在生产方面的贡献从表面上看是无法分清的。实际上，在门格尔之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表明最终产品的价值中生产资料的可区别份额，由此得出结论：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似乎是不可能的，主观价值的观念看来是无法使用的。互补品价值理论解决了这个表面上看来没有希望的问题，它使我们能够说出这些生产资料的确定的“生产性贡献”（维塞尔），并为它们中的每一类从其生产应用的各种可能性中找到唯一明确的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在边际生产力的名义下成为最终生产力——这是现代分配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我们解释关于各经济集团的收入的性质与数值的基本原理。
“转嫁理论”（维塞尔）经由庞巴维克而得出了关于它的一种最完善的表述。在应用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成本法则，它是边际效用法则的一种特殊情况。由于转嫁理论，使得成本现象成为主观价值的一种反映，而成本与产品价值相等这一法则是来自价值理论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科中再没有比这更出色的封闭的逻辑链条。
但到此为止，这一切仍然只是涉及价值领域。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它自身的一切表现形式同样只能由相应的价格理论显示出来。因此，庞巴维克转向价格理论，拓展价值规律的内涵，使之适应买卖双方的行为。他的研究在受到广泛赞誉的命题（就双边竞争的情况而言）中达到顶点，而这一命题则成为经济思想史的著名命题：“价格水平是由两个边际对偶的主观估价水平所决定和限制的”——那就是说，价格水平一方面是由同意买的“最后的”买者的估价和已经被排除出交换的卖者中“最有变换能力的”卖者的估价所决定和限制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和受制于那些一直被排除在交易之外的人中“最不可能进行交易”的卖主和“第一个”被排除的买主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