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庞巴维克卓越技能的另一成果，对于这种情况，解释的原则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同样不言自明的公式表示出来：企业家购买的生产资料一部分是由土地和劳动的劳务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可以还原为两者的。土地和劳动的劳务是潜在的生活资料，由于这一特性，它们才具有价值。但它们只是将来的生活资料，它们的价值必然少于同一数量的现在的生活资料。土地和劳动的服务将按照它们的现在价值从它们的所有者那里购买，它们的将来产品将按照将来出售时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当现在的生产资料在企业家手里开始朝向它们的可供消费的成熟期成长时，增值就产生了——这一增值就是企业家的资本净收益的基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不总是容易的。这方面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同一生产资料在生产周期不同的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使用价值而产生的困难——都被庞巴维克解决了，他那种无限关注的态度会使他的著作成为即使在我们学科的最遥远的将来也依然闪耀着光芒的无价的指南。
下一步就是说明这些价值关系总是导致一种价格贴水。这一价格贴水将作为原始生产资料的全部未来边际产品的货币价值的一种折扣。它一方面会出现在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中，另一方面会出现在工人和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之间的交易中。或者，如果我们把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功能区分开，而把企业家看做纯粹的介于原始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人，则这一价格贴水将出现在资本家和由企业家所代表的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如果这样是正确的）之间的交换中，作为由资本家所垫付的生活费基金的一种价格贴水，换句话说，以利息率的直接形式出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资本家是以其作为现在商品商人的本质角色出现的——也许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很陌生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却非常深入地看透了经济过程的本质。这两种形式都涉及同一核心，都说明贴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要说明它在第二种形式中的必然性，这一形式很可能还原为第一种形式。
在这个“生活资料市场”上，资本家面对的是工人和地主。生活资料的可利用的数量和劳动与土地的劳务的可利用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是既定的（关于这一假定的前半部分的一些进一步论述将在以后补充）。对资本家来说，他们的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只能消费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样，对他们低估未来商品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忽略，如果这种低估存在，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贴水必然发生。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对其劳动和土地的服务的评价产生于他们在直接生产中的潜在效用（就他们本身能够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他们也就负担起资本家的可分割的功能），严格地说，这种评价就成为下限——低于这一下限，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是不肯进行交换的；但在现代的条件之下，这一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在这些条件之下，即使是极小的贴水，甚至接近于零，资本家也会愿意交换。对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来说，根据迂回生产法则，任何超过直接生产的超额报酬决定于他们占有的可以利用的生活资料，因此，只要他们能够得到这一剩余，哪怕只是得到其中很小的、接近于零的部分，他们也将愿意交换。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在一定的生活基金所允许的生产期间的延长点上，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对生活资料的需求的强度。一般来说，事实的确如此，不论这一基金如何大，它总是有限的。但同样的，以下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在给定的生活资料所允许的生产周期延长限度内，总可能获得较大的剩余报酬。因此，在设定一个可行的生活资料规模时，如果没有贴水，则仍然会有对更多的生活资料的迫切需求，而这一需求是无法满足的。由于任何有限的生活基金都难于满足这一需求，结果导致任何在一定价格上仍然旺盛的需求具有提高这一价格的影响。据此，现在商品的价格一定总是高于将来商品的价格，从而必然会发生一种贴水，也就是利息率——这就是需要证明的事情。
反过来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利息，则生产周期的无限制的延长将成为有利的；显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的稀缺，这又会导致直接生产，从而导致利息的再出现。这样，利息在经济中的真正功能就很清楚了。打个比方说，这是一个制动器或调速器，它使人们不超过经济上所允许的生产周期的延长程度，并备置满足现在欲望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现期需求也给企业家施加了压力。而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反映现期需求的相对强度的原因——在每一种经济中，未来的和现在的利息就是通过现在需求的相对强度而被人们感知的。因此，这也是人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其强度越高，利息率就越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利息率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原因：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可以利用的生活资料的储量将越大，生产周期越长；根据迂回原理，生产周期进一步延长所产生的剩余报酬就会产生，利息率也就会越低。这就是庞巴维克的利息率递减法则，就是他对这门学科中让很多人费尽心思都没有取得成果的这一古老问题的解答。
我们的论证进一步表明，由于只有给现在商品一定的贴水才能使现在的和将来的相对需求彼此之间得到适当平衡，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现在和将来商品的价值也不能是相等的，而作为利息率基础的价值现象即使在那里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需要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关注这一现象。这样，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也不能简单地取得他们的产品，因为生产现在商品的工人所生产的，比生产将来商品的那些工人所生产的更少。因此，无论社会决定如何处理和价值贴水相对等的这一商品数量，它也绝不会自然演变为作为工资（而只能作为利润）由工人获得，即使它被均等地分配于他们中间。这很可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如社会有机会自觉意识到其各个成员对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的价值只能是对他的生产能力的贴现价值，同时，所有具有相同工作能力的工人都应获得同等评价，但即便在这种场合也必然产生“剩余价值”，它是作为特殊收入出现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更重要的是结论——在这里使用一个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中已经为人接受的术语——利息率是纯粹经济的而不是历史的或法律的概念。这里正好提出对有关剥削的概念的两处修正：第一，人们只能在这种意义上说“剥削”是利润的原因，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剥削也存在；第二，不仅有对劳动的剥削，也有对土地的剥削。从对道德和政治的评价而言，这一结论当然是不相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的“剥削利得”；但对我们深入了解这一问题的性质来说，它就极为重要。
这样，一条有关庞巴维克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完整逻辑链就很清楚了，而且再补充更多的环节也不难。关于这一问题，我只想指出，在通往关于工资和地租的完整理论的道路上，我们的论证也将我们推向了第二阶段。在价值和价格理论里，我们把工资和地租看做这两种原始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结果。现在我们能够补充的一个命题——在这里，庞巴维克的工资和地租理论与那些在其他方面和他最接近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可以阐述如下：工资和地租是土地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价格乘以它们的数量，并贴现后的价格表现这种工资理论已由陶西格——庞巴维克最杰出的战友——进一步发展了。——原注。这一命题绝不是背离边际生产力的观念，而显然在某一重要方面加强了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