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青沉默着。一般，女儿与母亲最亲近，心里话都愿向母亲倾吐。可从懂事起，她就感到，她同母亲之间总隔着什么。在母亲面前，她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这种想法不合母亲口味，一说，便会遭到断然反对。母亲的理由，永远那么冠冕堂皇。即使她很抵触，也无从反对。一次，同院郑华石来收电费。母亲异常热情，保养得很好的白胖胖的脸上，浮出平易的笑容。她拿出大白兔奶糖、茂汶苹果，招待郑华石，特别强调：“苹果是老阮带回来的。奶糖是阮青的大伯从北京寄来的，他在总参，啥都能买到。”郑华石淡淡一笑，什么也没吃。郑华石出门后，阮青追上去，抓一把奶糖给他。郑华石婉拒了。顺手，阮青把奶糖散给雨生等几个小孩。回家后，母亲相当不高兴，脸一下阴下来：“人家不吃，你追上去强要人家吃，合适吗？再说，你把糖给小孩吃，他们哪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适应拉肚子啥的，不是惹麻烦？”阮青知道，母亲并不真想拿东西给谁吃，不过是想炫耀一番。母亲一直张罗着给她介绍朋友。一次是通过阮青的大伯，介绍北京一个军队子弟，一次是介绍一个厅长的儿子。阮青不见面，说一点不了解。母亲急了：“不了解可以了解，没有感情可以培养。当初，我同你爸就是介绍的。找对象看啥，看家庭条件嘛。”又一次，一个初中同学来家找她。听说同学父亲是省军区副司令员，母亲的眼睛倏地亮了。她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个同学，还叮嘱阮青多与她交往，说这个关系很重要。
阮青死死地盯住地面，不想搭理母亲。漆迹残留的泛黄的旧地板，恍如有了生命，飞舞着、翻滚着向她扑来。绝望的情绪像一条蛇，冷冰冰地从脚下盘绕而上，紧紧地缠着她。她胸口像被什么塞住，憋得慌，像要窒息。
黎淑英唠唠叨叨地数落着，说着说着，眼眶红了。她掏出手巾，伤心地拭着。阮青固执地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
阮运山急了，从里屋跨出，抓过帆布包，将一沓信和一只手表放在桌上，压住怒气道：
“这是你写给桑格的信，送他的手表。桑格已受处分，离开部队。我们的意见：一、虽然桑格出身贫苦牧民，但他毕竟是藏族人，生活习惯什么的，都和我们不同。你与他恋爱极不现实，必须断绝一切来往；二、你要写出深刻检讨，明天交给你们厂，挽回不良影响。看在我的分上，领导会妥善处理的；三、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好好考虑！”
“青青啊，阶级成分要看，门当户对也要讲。上次给你介绍池军长的侄子，人又英俊，在部队又提了干，你连面都不见！……”黎淑英苦口婆心地抱怨。直到看见阮青双颊由潮红转为苍白，又由苍白变成青紫。那瘦削的肩头，也孤苦伶仃地在轻轻战栗，她才伤心地收住话头，坐到椅子上，无声地啜泣。
回到储物角落改成的小房间，坐到那把唯一的木椅上，阮青木然地望着枕旁的书，泪水牵线似的流下来。那是她爱不释手的几本小说：《茶花女》《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些书里，密藏着她许多少女的幻想。天渐渐黑了。透过屋顶两片弧形玻璃瓦，暮色将室内涂成一片朦胧。一切的喧嚣都已远去，四周死一般的静寂。她似乎能听见自己微弱的心跳。她不想开灯。她渴盼身边永远是黑暗，永远这么待下去。
流产……哪个医院都清楚……怎么可能？如果可能，那就是她！她想到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的杨秋兰。
去年初冬，她从丹坪县回来后，到时间了，月经却没来。她又惊又怕。同桑格，的确有过那么一次，也就仅仅一次。那次发生得很突然，但又似乎很自然。那是一个晚上。皎洁的月光，给草原、远处的山峦，镀上一层柔情的银白。她同桑格在跑马坪上散步。桑格喝了酒，显得很兴奋，先是唱歌，然后又围着她跳舞。她担心他摔倒。他骄傲地说：“我们康巴藏人，能说话就能唱歌，能走路就会跳舞，能喝水就能喝酒。”他步履矫健地旋转着，忽然抱住她，重重地吻她。她挣扎开，不许他靠近。他大笑：“我们藏族姑娘才不像你，怕这怕那的！晚上，她们会坐在屋顶晒台上，整颗心都想着自己的情郎。为了爱人，她们从来不顾一切。”她永远记得桑格当时的表情：无边夜色下，银色月光中，他笑得那么自信，那么具有震撼力；他的牙也异常的白，闪着野性的诱惑……“难道，就那一次，就怀孕了？”她忐忑不安，过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后，月经仍没来，她已经出现干呕等妊娠迹象。她不敢对人讲，更不敢独自到医院。惊惶中，她找到杨秋兰，一五一十，说了事情经过。
“没关系，我陪你去医院。你请几天病假，晚上住我家。”杨秋兰义气地大包大揽，转而，不依不饶地追问一些细节：桑格进入她身体时，痛不痛？生理反应如何？心理感受又如何？藏族男人做这种事，是不是勇猛许多？……最后，杨秋兰圆圆的娃娃脸上，洋溢出无限向往，“太浪漫了！月光笼罩下的草原，藏族男人，第一次，简直像诗里写的一样！”
阮青无奈地苦笑。她幻想过许多爱情邂逅，也想象过自己的第一次……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第一次，是在康巴高原的草地上，是同一个认识不久的藏族男子，是那么突如其来。
不可能是她！阮青相信杨秋兰。她与杨秋兰都在检验科，平时无话不谈，亲密如同姐妹。阮青身体不好，午饭都由杨秋兰帮她去打。食堂到办公室得走七八分钟。冬天怕饭冷，杨秋兰用毛巾紧捂饭盒，急急地朝办公室赶，两腮被寒风刮得红红的，额角却沁出细小的汗粒。每次，阮青都特别感动。父亲带回的牛肉干、鸡蛋、黄豆等市面紧俏东西，她经常送一些给杨秋兰。杨秋兰又羡慕又感慨：“我家，就是很一般的小市民……说真话，我在农村入团，到公社搞宣传，直到工作，只有拼命找关系。为了调回来，香烟、肥皂、打火石，不知送了多少给公社干部。哪像你，家庭有背景，直接当兵，复员后，又顺利进了工厂。”
……那，厂里怎会知道？清楚整件事情的，只有杨秋兰啊！连桑格，也根本不知道怀孕，更不用说医院了。想到桑格，阮青一阵彻心地痛。她想起送手表的情景。在丹坪县时，有人说，深山里有一种野鸡叫“贝母鸡”，啄食野生贝母长大，是很好的补品。她没在意，桑格听后却眼睛突然一亮。第二天，桑格请假回家。三天后他回来了，军用饭盒盛着大半盒贝母鸡汤，非要她喝，说喝了她的身体就会变好。他说，这种鸡，只有他寨子后面的大山里才有。他进了山，好不容易抓了两只，就炖了这么点汤。他说得轻描淡写，可脸上疲惫的神态、手臂不知被什么划出的道道血痕，却在诉说此行的艰辛。想想，从县城到桑格家寨子，来回一百多公里，还要进山……阮青红着眼眶，默默地喝着鸡汤，泪珠一颗颗地落下……她倏地站起来，捋下手表，不由分说的，强要桑格收下。这只“梅花”牌手表，是北京的大伯送的，她很喜欢。她说，虽然他们相隔几百公里，桑格看到手表，就像看到她。
他为什么退回手表和信？难怪，一个多月来，她写了四封信，都如石沉大海。几天前，她改换腔调，给武装部挂电话，对方说桑格出去了。她不敢多问，怕对方听出她的声音。桑格，桑格，我的“野人”！你怎么能这样？巨大的绝望，如同房里的黑暗，紧紧地挤压着她……她伏在床上，压着枕头痛哭起来。
夜深了。透过门隙，依稀看见外屋灯光。伴着阮运山低沉的踱步声，“嘎吱嘎吱”的地板声也随之响起。院里，偶尔传来咳嗽声和小儿的夜啼。阮青感到，这所有的声响，都遥远而陌生，就似来自黑暗中的另一个世界。但又仿佛离她很近，就在她耳边，不，在她脑里雷霆般轰鸣，一阵阵地撞击着她，撕裂着她，要把她彻底吞噬。她无法再想什么，头痛得像要炸开，思绪也如夜海孤舟，瞬间便在惊涛中倾没。
屋顶的亮瓦，已泛出惨淡的灰白。阮青支撑着，勉强走出房间。阮运山靠在沙发上，眼里牵满血丝，一夜间，似乎苍老许多。烟缸中堆满烟头，屋里漫着呛人的烟味。阮青低着头，悄悄地向外走去。她害怕看见母亲的泪水，更害怕承接父亲的目光——那目光严厉、愤慨，蕴藏着深深的痛楚。手表和信件还在桌上。她收起信件，戴上手表。她要上班，但不会找组织汇报。如果厂里找她，她打算沉默到底，一句话不说。
办公楼下，她迎头遇上父亲的战友、军代表室的佟志钢。她想躲开，他已经叫住她。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病了？”他敏锐地打量着她，“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想得太多。”他顿顿，话里有话道，“厂里推荐了杨秋兰，你被拿下了。你啊你，太年轻，太相信人，太没有政治头脑！……”
佟志钢还说了什么，阮青已经听不清了。杨秋兰！杨秋兰！……她脑里乱哄哄的，回荡着这个名字。她听出佟志钢的话外音：为了自己能上去，出席省上积极分子大会，杨秋兰出卖了她。她无法将这活鲜鲜的冷酷现实，与那圆圆的娃娃脸联系起来。她紧咬嘴唇，强忍住盈眶欲出的泪水，跌跌撞撞地走去。
又是夕阳西下时候。
冶金试验厂外面，专用铁道上，斜卧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据火车司机讲，开始，那人离铁路还有几十米距离，眼看火车临近，她发疯似的扑向铁轨，他紧急刹车，但已经晚了……
围观者中，有个中年人是附近饭店的。他从死者服饰认出，这个姑娘中午到他店里，要了几个菜，半斤泡酒，边喝边流泪。开始他感到异常，后来想到冶金试验厂年轻人多，常有人借酒浇愁，没在意。
离尸体约两丈远的斜坡上，人们发现一只“梅花”牌手表。手表已经停了，时针指着五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