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天下第一奇书:智囊大全集(白话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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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迎刃而解的智囊(1)

田叔为君分忧

西汉时,梁孝王派人刺杀了前任梁国丞相袁盎,景帝于是召来田叔,命他去调查审理这件案子。当田叔查明真相以后,便把此案的供词全部焚毁了,然后空手返回,向朝廷汇报。景帝问道:“梁王有那些事情吗?”田叔回答:“全部属实。”“那供词呢?”田叔回答:“烧了。”景帝大怒。田叔却不慌不忙地说:“请圣上不要再追究此事。”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如今梁王不伏罪,是因为国家的法律不完善。如果让他伏法了,太后就会吃饭无味,起居不安,这也是陛下忧心忡忡的事情啊!”于是,景帝对田叔大加赞赏,认为田叔是贤能之才,便封他为鲁国的宰相。

田叔担任鲁国的宰相后,有一百多名民众上诉说鲁王夺取了他们的财物。田叔当即就抓了率众告状的二十人,各打了二十皮鞭,并愤怒地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你们怎敢诽谤他?”鲁王听了后,大感惭愧。就从国库中把钱拿来,让田叔把钱还给民众们。田叔又说:“鲁王您还是派人亲自还给他们为好,不然人们要说鲁王是坏人,而田叔是好人呢。”

还有,鲁王喜欢打猎,田叔经常跟随着他。当鲁王要休息时,田叔就到馆舍外休息,在苑外的太阳下坐等鲁王。鲁王多次恳请田叔进来休息,田叔就是不肯。他说:“我们的王都不怕太阳晒,经常外出打猎,我又怎能独自休息呢?”鲁王听后,明白了田叔的用心,就不常外出打猎了。

西汉时,洛阳有人互相仇视,城里的十几个贤达人士从中调停十来次,他们还是不听。有人去请郭解,请他从中协调。郭解夜中去仇家劝谏,仇家勉强听从了郭解的劝告。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的贤达之人从中调解,你们都不听从。今天诸位给我面子听从了我的劝告,可我又怎能从别的城邑中夺取贤达调停的事呢?”于是连夜径自走了。临走嘱咐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还是听洛阳贤达的调解吧!”此事和田叔发还鲁王府中的钱物相似。

魏晋时有个叫王祥的人,对他的继母非常孝顺,可继母偏袒爱护亲生儿子王览,对王祥却百般虐待。王览规劝母亲,可她就是不听。每当母亲叫王祥做什么苦差事,王览都与王祥一起去做,终于打动了他的母亲。此后,母亲对王祥也同样疼爱了。这件事与田叔暴坐日下等鲁王是相类同的事情。

智囊

田叔查办梁国丞相袁盎被刺一案的经过和结局,虽说是古训“刑不上大夫”的一个极好的诠释,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意义,那就是:古代为官者不仅要“通经术”,更要“识大体”。这正是田叔不追究梁王杀人罪行的要害。当然,田叔识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大体”。正是因为“识大体”,他才将此案不了了知,所以,才没有卷入刘氏皇族的内部纷争中去,进而也就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识大体”,他才能为国君分忧,进而加官进爵,荣升鲁国的宰相。

中国古老的象棋游戏留有如此一个说法:弃卒保车。当然我们非但不会对如此的行棋手法提出丝毫异议,甚至还要将精于此道的棋手们奉为大师。棋子不会有感情,所以也谈不上会不会因为凭借牺牲自己帮助“主人”取得胜利的行为让它们产生自豪感,或许即使棋子们真的开口说话发表自己对此的不满时,也会顺理成章地出来一位和蔼可亲的说客说:“要懂大局,要识大体…… ”

裴光庭与突厥议和

唐玄宗年间,张说考虑到皇上要去泰山封禅,担心突厥乘机入侵,建议增兵以防边境不测,于是便请侍郎裴光庭前来商议。

裴光庭说:“天子封禅,是向天下人表明治国的成功。现在却在成功之时害怕突厥的侵犯,那就不能显示我大唐的强盛和功德。”

张说便问:“依您之见,应当如何做呢?”

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势力最大,他多次要求与朝廷和亲,可朝廷主意迟迟定不下来。现在可派一名使臣,征召突厥国派一名大臣随圣上一同去封禅泰山,他们必然欣然从命。突厥国来了,其余的夷人戎狄也会派人来,这样就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无忧了。”

张说听后,说:“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真不及您的见识啊。”

当即奏明皇上,派使臣去邀请突厥前来参加封禅。突厥于是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前来唐室进贡,其它各族的首领也都派出使臣前来跟随皇上东巡。

智囊

在处理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裴光庭坚持以和为贵的战略思想实施针对性地策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量的。同时,他坚持以和为贵,将矛盾冲突最小化,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从何而来?当然有许多大的方面需要努力,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同时,对于每个单位、每个人来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面对一些非原则问题,大可不必针尖对麦芒你强我更强。大千世界,茫茫人海,矛盾总是有的。人们遇到矛盾,如果总是从一己之利出发,彼此相斥,互不相让,摩擦不断,那怎么能带来和谐呢?

宽宏大量令人敬,小肚鸡肠易结怨。和谐需要“和为贵”。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之间,关键是要做好“容”“让”二字的文章,善于胸怀全局,容人之短,学人之长,谅人之过;善于以和为贵,待人谦恭,讲究文明,遇上有争之事,主动礼让。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都能有度量,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加温馨。

崔祐甫献计

唐德宗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敬献三十万缗钱。德宗想接受,但又怕被李正己蒙骗;拒绝接受,又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宰相崔祐甫给德宗出了个计策,恳请皇上派使者去慰劳淄青将士,把李正己所献的钱赐给淄青将士,让他们人人感恩皇上的圣德,也可使其它节度使知道朝廷不看重钱财。德宗听从了崔祐甫的计谋,李正己惭愧万分,由衷地钦佩皇上。

神策军使王驾鹤长期执掌京城的禁军,权震朝野。德宗想派人取代他,但又担心他闹兵变,就向崔祐甫讨教主意。崔祐甫说:“圣上不必为这件事担心。”他立即把王驾鹤请到府中,和他长时间促膝交谈,谈话期间,新的神策军使白志贞悄然上任,接管了禁军。

智囊

崔祐甫为德宗献计,德宗转而把钱赐给了淄青将士,不仅使将士们感恩皇上的圣德,更加敬重皇帝,不敢看重才货,而且使李正己所献的钱财在浩荡的“皇恩”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低下,给李正己也敲响了警钟,告诫其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整日沉迷于钱财小计之上。另一个故事中,崔祐甫又为德宗献技,使得德宗不动一兵一卒而收回王驾鹤的兵权,既稳定了军心,又达到了目的。这里的两个计策都起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制服了敌人,又抬高了自己。

这就启发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选择突破口非常重要。选择突破口的关键是有针对性地号其命脉,找到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促进事物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王旦妥善处理国事

北宋时,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掌握护卫京城重任,他遵照圣旨挑选士兵,操练军队,但他对士兵每每下的命令都太过严厉,兵士们因惧怕而计划兵变,皇上为此召集有关部门商议这件事情。王旦说:“如果处罚张旻,那么帅臣今后还怎么制众?但马上就捕捉谋划哗变的人,那么整个京城都会震惊。陛下几次都想任用张旻为枢密,现在如果提拔任用,使他解除了兵权,反叛他的人们自当安心了啊。”皇上对左右的人众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真正的宰相啊!”

契丹王奏请宋真宗在每年照例给契丹送贡的银缗之外,再向宋借些钱币。真宗征求王旦的意见,王旦说:“陛下东巡封禅之事已十分迫近,随驾的车队即将出发,这个时候契丹提出此事是有意试探我朝。可以在给契丹的三十万银缗内,借给他六万,并且向他们说明所借的这些必须在明年的贡品数额内除去。”契丹得到钱后大感惭愧。第二年,真宗又给有关部门下命令:“契丹所借的六万金帛,对我朝来说是小事一桩,事属微未,不用在他们的定额中扣除了,但今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逆了对方的意思,而白借又没有这样的名目。借了不扣除,则不能堵塞他们的侥幸心理;借了必扣除,又不能表明朝廷的博大。像王旦这样的处理才是妥当的。

西夏王赵德明向宋朝要求借给他们十万斗粮。王旦请皇上命令主管部门在京师准备百万升粮食,而下诏书让赵德明来取。赵德明对此大感惭愧,说:“宋朝真有人才啊。”于是不再提借粮之事。

智囊

王旦能够时刻从朝廷的利益出发,处处为朝廷着想,才能妥善的将国事处理好。试想如果他处处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个人好恶为出发点,恐怕就不会做出好的决策了。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也应该学习王旦的这种精神,既然我们都在这个集体中,我们的命运时刻与所在的集体联系在一起,集体荣,我也荣,集体衰,我也衰。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为集体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要只顾自己一时的得失,只在乎自己一时的发展。没有集体的发展何来个人的成长呢?所以,我们提倡爱岗敬业,实际上正是从每个人的前途着想啊!

严求议禁养鹰鸇

南唐烈祖辅佐治理吴国时,各地都修筑了堡垒。尽管他对将士们十分宽容,然而还是有不少的将士,常常在原野上纵鹰狩猎,在近郊里聚众饮乐,有时还骚扰老百姓。南唐烈祖先打算严厉制止这股歪风,后来又顾虑到现在还需要藉用他们的力量,为了找到切实可行的妙计,于是便向严求征询建议。严求说:“不用那么麻烦的用法去限制他们,这是容易杜绝的。可以请皇上下一道诏书,使泰兴、海盐诸县禁止伺养鹰鸇,这种事情便可不令而止。”南唐烈祖采纳了严求的建议,果然一个月后,将士们就再也没有到原野或近郊去游乐的了。

智囊

严求禁绝将领们养鹰鸇,纵游乐,不主张从绳之以法开始,而是先发出禁令,然后再以法随之,取得了“弊绝风清”之效。严求此举其实就是“先礼后兵”。因为只有如此,下属才能心服口服,上级才能树立威信,进而严明军纪。推而广之,不仅治军,做任何事皆然:不能以势压人,而要使人们心悦诚服。

陈平度近避祸

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变,汉高祖刘邦派樊哙以丞相名义前往讨伐。樊哙出发以后,就有人散布流言,给樊哙罗织罪状,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听后发怒了,说:“樊哙见我生病,就竟然诅咒我早点死去!”于是高祖就使用了陈平的计谋,把绛侯周勃叫到床前,对他说道:“陈平速乘驿马去传我的旨意,让周勃代替樊哙的职务去讨伐贼寇。等陈平到达军营后,就把樊哙斩首。”陈平和周勃领了皇帝的圣旨后,二人在路上商量说:“樊哙是高祖的老朋友,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又是吕后妹妹的丈夫,既是皇室的亲戚,又是豪门贵族,皇帝因为一时的恼怒,所以想杀掉他,杀了后恐怕高祖日后后悔。我们宁可把他囚禁起来,交给皇帝,让皇上自己去杀掉他吧!”陈平还未到军营,就让人在营外建造高台,用符节召来樊哙。樊哙接了诏书符节后就被捆绑起来,打入囚车,送往长安,而任命周勃代替他率领军队,平定燕王的叛乱。陈平在途中听说高祖驾崩,很害怕吕后,又担心被吕后妹妹妄进馋言,于是先派人向吕后回报。

路上遇见使者命令陈平和灌婴屯兵于荥阳。陈平又接到诏命,就飞速赶回宫中。回到宫中,陈平痛哭不已,并借此在皇帝灵前向吕后汇报了抓捕樊哙的来龙去脉,吕后也悲伤地说道:“你先回去休息吧。”但陈平坚决请求在高祖灵前守孝,吕后就命陈平为郎中令,说:“你以后就辅助教导小皇帝吧。”这一来,吕后妹妹的馋言才未能实现。

谗言和灾祸一样,对当前发生的事考虑得仔仔细细,就能杜绝他人的谋害,这样做的只有陈平;对未来发生的事考虑得周周到到,就能消除他人的忌恨,就像刘琦那样。本应就近谋划的,却进行了毫无边际的长思远虑,而本应长思远虑的却鼠目寸光只看到了近处,所有这些都是很快召至祸患的做法。刘表偏袒小儿子刘琮,而长子刘琦害怕招来杀身大祸,就向诸葛亮请求计策,诸葛亮却闭口不答。有一天,二人一起登上城楼,刘琦说:“今天先生所说的话,只能进入我一个人的耳中,难道先生还不肯给我指条光明之路吗?”诸葛亮说:“你没有听说过晋公子申生在朝内危机四伏,遭杀身之祸,而公子重耳出走在外而安然无恙吗?”刘琦听后顿时醒悟,便请求去做江夏太守。

智囊

常言道:人言可畏;而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谗言,更是可畏的。伯夷是清廉的。谗言却说他是浑浊的;屈原是忠贞的,谗言却说他是不贞的,最后竟投汩罗江而白尽。故古人说:一自古害人莫甚于谗。对于这点,陈宰相是深有体会的,他少时是清白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说陈平与他的嫂子私通。所不同的是,陈宰相比起伯夷、屈原来,是胸有智谋,故能巧妙地躲避谗言而远离祸患。

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称赞道:“陈平宰栢年轻时,本来就崇尚黄老的道家学说。……最后归附了汉高祖,他经常出奇谋妙计,扭转了极其复杂的危机,消除了国家民族的祸患。到了吕后当权时期,国家政治正处于多事之秋,然而陈平终于能够脱身免祸,安定了汉室,保持了荣耀于终身,被称为贤良的丞相,这难道不也算是善始善终了吗?试想,如果没有很高明的智慧和谋略,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宋祖、曹彬拒收不义之财

南唐国主畏忌赵匡胤的威名,因当时他还在后周供职,就对后周国主使用反间计。他们派遣一名使者送信给赵匡胤,赠给他三千两白金。赵匡胤把这些白金全部送交到了国库,于是,南唐的反间计没有得逞。

周世宗柴荣派遣阁门使曹彬送兵器给吴越,事情办完之后,曹彬急忙返回朝廷,没有接受吴越王赠送的礼物。吴越人又坐轻舟追上了曹彬,把礼物交给他,曹彬推辞了三、四次,才说道:“我再不接受,像是在窃取个人的名声了。”于是接受了对方的全部礼物,回来后又全部献给了世宗,后来奉世宗的命令,才拜受了。到家后他把礼物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家里一点也没有留。

不接收礼物,无以体现本国的风范;如若直接接受了,又不能显出做臣子的公心;接受后再献出来,是最为得体的做法。

智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和小人都爱财,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一个取财有道,一个取财无道;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不正当的。

君子既要顾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凭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理应得到的财物,小人则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发不义之财是常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也不少见。

苏东坡拒高丽僧,范仲淹焚西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