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鄙人。”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的，也一定记得您。您想见将军大人吗？我这就去禀报……他马上就有空。不过您最好……最好先到接待室去……他怎么能坐在这里呢？”他厉声问听差。
公爵的谈话看来非常随便，但话说得越随便，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显得越荒谬，如果生拉硬扯的话，这个老于世故的听差不能不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完全合乎道理的东西，发生在客人与仆人之间，就完全不合乎道理了。因为仆人比他们的主人设想的要聪明得多，所以这听差不由得想到，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公爵是个浪荡公子，一定是前来哭穷的；要么公爵不过是个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一位聪明而有自尊心的公爵，绝不会坐在前室里跟仆人讲自己的私事的。如此说来，不管哪种情况，会不会因他而受干系呢？
“还是请您到接待室去的好。”他尽可能地坚持说。
“如果坐到里面去，就没法跟您说明一切了，”公爵愉快地笑道，“这么一来，您瞧我的斗篷和包袱，心里一定不放心，现在您大概没有必要再等秘书，自己就可以进去通报了吧。”
“像您这样的访客，不通过秘书，我是不敢通报的，何况刚才主人还特别关照，上校在里边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进去打扰，只有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去。”
“他是当官的？”
“您是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不。他在企业里工作。您把这包放这里吧。”
“我说了，这先生不肯嘛……”
“当然，总不能穿着斗篷进去接见将军吧。”
公爵站起来，匆匆脱下身上的斗篷，里面穿着一件相当体面、缝制得很考究的西服上衣，虽然已经穿旧了。背心上挂着一条钢表链。表链上拴着一块日内瓦制造的银怀表。
虽然仆人已经断定公爵是傻瓜，但是身为将军的听差，他又觉得，继续跟来访者这样随便交谈，有失体统，尽管不知为什么他很喜欢公爵，“几乎算不上亲戚。话又说回来，当然，只是就某一点而言。但是从另一观点看，公爵又在他心中激起一股强烈的无名火。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会客呢？”公爵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问道。
“这就不是我管的事了。您哪，夫人会客没有定规，要看是什么人。十一点钟，让时装设计师进去，至于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也总让他比其他人先进去，甚至还请他一起用早点。”
“冬天，你们的室内比国外暖和，”公爵说，“可是那儿的室外却比我们这儿暖和，而冬天，在他们室内……俄国人因为不习惯，简直没法住。”
“不生火？”
这时候，书房的门突然拉开了，一位军人手提公文包，一面大声说话，一面鞠躬告辞，从里面出来。
“您到国外去很久了吗？”
“有四年了吧。不过，我老在一个地方待着，在乡下。”
“您对国内的生活不习惯了吧？”
“这倒是真的。您信不信，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瞧，我现在跟您说话，心里却在想：看来，我说得还不错。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说了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我老想说俄语。”
“嘿！您从前在彼得堡待过？”
“在彼得堡？几乎完全没有，只是路过。我还是认为回国后应该建立点联系。过去，对于这里的事我一无所知，可现在听到这么多新鲜事儿。据说，原来熟悉这里情况的人，但是她没有回信。不过，也必须从头学起，重新认识。这里关于我们的司法制度，现在有许多议论。”
“您来啦，加纳？”书房里有人叫道，“进来吧！”
“不知道。可是关于我们的司法制度，我倒听说过不少好话。而且，我们这里还取消了死刑。”
“国外处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见过，在里昂，施涅台尔带我去的。”
“是绞刑吗？”
“不，在法国都是杀头。”
“怎么，喊叫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向公爵点了点头，匆匆走进书房。
“这不是女人看热闹的事。”
“当然！当然！怎么能让她们去看这种痛苦呢！……这犯人倒是个聪明人，无所畏惧，身强力壮，但是上了点年纪。他的名字叫莱格罗。实话对您说吧，信不信由您，他上断头台的时候都哭了，脸白得像纸一样。这怎么叫人受得了呢？难道这不是恐怖？您说，什么人会因恐惧而哭泣呢？我从来没想到，被吓哭的居然不是小孩，而是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大人，四十五岁的大人。这一分钟，他的灵魂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使这灵魂产生怎样的震颤啊？无非是对灵魂的侮辱罢了！《圣经》上说‘不可杀人’，如果较真的话，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该把他也杀死吗？不，这是不应该的。我看到这个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可是直到现在还像在眼前一样。有四五次，我做梦都梦见它。”
公爵越讲越起劲，他那苍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虽然他说话仍旧很斯文。那听差同情地、有兴趣地注视着他，好像对他看不够似的，大概他也是个富于想象力和喜欢思索的人吧。
“掉脑袋的时候还好，受罪不大。”
“您知道吗？”公爵热烈地接口道，“这点您总算注意到了，这一切，别人也像您一样注意到了，因此发明了杀头的机器。可当时，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这样更坏，那怎么办呢？您一定会觉得这话可笑，一定会感到这话奇怪吧！其实，只要稍微想象一下，这想法就会油然而生。您想：比如说，拷打吧，这时候会产生痛苦。伤痕和肉体上的疼痛，这一切反而能够分散注意力，减少精神上的痛苦，因此您只会感到伤口疼痛，直到您死。要知道，主要的最厉害的疼痛，也许并不在伤口，而在您确凿无疑地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就现在，马上……您的灵魂就要飞出肉体，您将不再是一个人，不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而这是确凿无疑的，主要就是这个确凿无疑。当您把脑袋放在刀子下面，听见刀子在您头上即将哧溜一声落下来的时候，这四分之一秒钟才是最可怕的。您知道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幻想，许多人都是这么说的。我非常相信这话，所以才把我的意见直率地告诉您。我现在所以对您说明这一切，是让您不再怀疑，因为我看得出来，您还有点不放心：您去通报吧，就说梅什金公爵求见，在通报中，我来访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因为他杀了人而杀他，这是比犯罪本身大得无可比拟的一种惩罚。根据死刑判决而杀人，这比强盗杀人更可怕，而且可怕到无可比拟的程度。强盗杀人，夜里杀，在林子里杀，或者用别的法子杀，这个被杀的人，直到最后一刹那，一定还抱有能够得救的希望。一个人即使喉管被割断了，他还是希望或者逃跑，或者请求饶命，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一个人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即使去死，也会感到容易十倍，可是现在，连这最后一点希望都被剥夺了，而且被剥夺得干干净净；这里有判决书，已经铁板钉钉，无可幸免，可怕的痛苦全在这里，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您若是把一个士兵带来，让他在打仗的时候面对大炮，然后向他射击，他总还有一线生还的希望，但是如果您向这个士兵宣读斩无赦的判决书，他非发疯或者痛哭流涕不可。谁能说人类的天性足以忍受这样的痛苦而不发狂呢？为什么要有这种丑恶的、不必要的、徒劳无益的对人的心灵的凌辱呢？也许有这样的人，向他宣读了判决书，让他痛苦一阵，甚至算不上亲戚。我曾经在国外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然后又对他说‘走吧，您被赦免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也许他倒可以出来说说他当时的感受。关于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连基督也曾说过。不，对人绝不能这样做！”
这听差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把这一切统统用言语表达出来，当然，这虽然不是全部，公爵的主要意思，他还是懂得的，从他那深受感动的脸上便看得出来。
“如果您确实非常想抽烟的话，”他说，“我看也行，不过要快点。我怕将军会突然有请，您又不在。瞧，那边那个小楼梯旁有一扇门，看见了吧。您走进门去，右边有个小屋：那里可以抽烟，不过请您把气窗打开，因为这不好……”
过了两分钟左右，门又开了，传来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洪亮而又和蔼可亲的声音：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那听差开始悄悄地几乎亲昵地说道，“据说，这人叫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他乘火车从国外回来，手里还拿着包袱，不过……”
因为听差开始耳语，下面到底说什么，公爵就听不清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很用心地听着，还十分好奇地不时看看公爵，最后他不再听下去，忍不住走到公爵面前。
“您就是梅什金公爵？”他非常亲切并非常有礼貌地问道。这是一位十分英俊的年轻人，当然也可以算是亲戚，大约二十八岁，身材颀长，头发金黄，中等个儿，留着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明的、非常漂亮的脸。不过他的笑容，虽然看上去很亲切，却有点令人莫测高深；他微笑时露出的牙齿，像珍珠一般，也显得太整齐了点；他的目光虽然显得很愉快，也显得很诚恳，但似乎咄咄逼人。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这么看人的，大概也从来不笑。”公爵不知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公爵尽可能三言两语地说明来意，就像在此以前他向仆人和更早一些时候他向罗戈任说明的情况一样。这时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似乎想起了一件事。
“这人该不是您吧？”他问道，“一年以前，或者更近一些，有人写过一封信，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的，寄给丽萨魏达·普罗科菲耶夫那。”
“公爵，请进！”
“我早想到这点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说，要不要把斗篷脱下来呢？”
“是的，而且房子的构造也不同，就是说，火炉和窗户都不一样。”
“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嘛，倒的确是司法制度。国外怎么样，审判是不是比较公平？”
“哪能呀！一瞬间的工夫。把人架上去，一把很大的刀就落了下来，用机器杀的，它叫断头机，又重又有力……还没来得及眨眼，脑袋就砍下来了。准备工作最叫人受不了。先是宣读判决书，然后穿上死囚服，用绳子捆绑，再架上断头台，那才叫可怕呢！人从四面八方跑拢来，连女人也跑来看热闹，虽然那儿并不喜欢女人看。”
但是，公爵没有来得及出去抽烟。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公文忽然走进了前室。听差上前给他脱去皮大衣。年轻人乜斜着眼睛，瞅了一眼公爵。
接见自然好，不接见……或许也很好。不过，依我看，他们不会不接见的：将军夫人一定想见见自己家族中比她长一辈的唯一代表，我听说，她非常重视自己的门第，这话不会有错。”